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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在法国，戴高乐将军在这个问题上是支持阿登纳的，但想法有所不同。同德国总理不同的是，他看不到会谈两个德国重新统一问题，或从波兰手里收回奥得——尼斯线以东有争议的领土有什么实际意义。可是他确信，赫鲁晓夫在虚张声势，看来不存在真正的危机，早一些摊牌就能证明是这么一回事，常规部队是不必要的，而政治上的主动的表示则会有害处。由于西柏林是三国负责的，肯尼迪曾建议，等葛罗米何在1961年9月来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时举行四国部长级会谈。戴高乐反对在西方采取新的立场以前举行任何类似的会谈——他也反对采取任何新的立场。另一方面，在军事准备上与法国人一样地采取不合作态度的英国人（但是有不同的原因），则表示只渴望在协商方面作出重大的让步——而在肯尼迪看来，这只能鼓励赫鲁晓夫更加强硬起来。

　　因此，总统决定，美国作为联盟自封的代理人，将独自地争论下去，争论下去。从理论上说，我们不是进行“谈判”，而是进行“探索性磋商，看看能否着手开始认真的谈判”。戴高乐甚至反对这一决定，并促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公报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分裂（十四票对一票）。阿登纳被肯尼迪说服，勉强同意，可是德国外交部继续走漏并且诽谤所提出的每项新建议。总统常常指出，无论是西德，还是任何其他盟国，对这场危机的反应都没有使它们增加同我们相对称的军事和财政负担，而他还得约束自己对这些国家的公开评论：“这些国家现在讲得（那么）振振有词。说一句‘噢，好了，你们不应做这件事或那件事’这是不难的……可是，是我们承担了主要的军事重担啊。”他又指出，阿登纳对“过分乐观”而产生的各种危险表示了关切，而这是一个未必会发生的危险。

　　肯尼迪认识到，如果联盟出现严重的分裂，就会助长赫鲁晓夫的野心，并且，他不能拟定西德人认为是出卖他们的任何解决办法。可是他也相信，外交战线的失败就意味着回到军事战线上去。一年多来，他进退两难，有点动摇不定地继续干着。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坦率地说，“这是不容易的。”

　　美国试图继续为几个国家去进行谈判。所有这些国家对
　　于应如何行动都有不同的看法，而我们必须……提出一种有
　　希望解决的立场……这就要每天磋商……可是……这就需
　　要个长时间……必须对这些问题公开辩论……甚至在它们
　　成为我们的正式立场之前……这就使我们很难同苏联进行任
　　何谈判。

　　然而，会谈继续进行着——在纽约、莫斯科、日内瓦和华盛顿，在腊斯克和葛罗米柯之间、汤普逊和葛罗米柯之间、腊斯克和多勃雷宁之间以及肯尼迪和葛罗米柯之间进行着。在肯尼迪同赫鲁晓夫的来往信件中和肯尼迪同阿朱别依的会见中，也讨论了一些建议。可是没有真正的进展。随着所有重叠的美国和盟国机构陷入分歧和枝节问题的讨论，就很少出现新的倡议。多数倡议来自白宫或诸如艾奇逊这样的一些外界的顾问——总统认为，甚至这些倡议，在官僚主义的和盟国的机构中间转圈时，也被废弃或被忽视了。提异议、修正、拖延或把这些倡议提交到这个或那个讨论小组，这一切都似乎阻碍了每一项已提出的计划，也妨碍了几乎每一次的苏美会晤。如果白宫和国务院同意，一个或更多的盟国却不同意；如果大家都同意，苏联人却又不同意。的确，在整个事件中，对肯尼迪最有益的教训之一是：强使德国人和其他盟国接受怎么也不会是真正可以谈判的解决方案，是愚蠢的做法。

　　不过，会谈达到了更清楚地表明美国立场的这一目的，讲清楚了我们会为了什么和不为什么而战斗，或我们要为什么和不为什么而谈判。肯尼迪说，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他使他的目标具有一定的限度，但是他强调，他捍卫这些目标的义务则是无限的。他指出我们真正关切的是我们的通道和其他权利的持续，而不是苏联人是否同他们自己建立的政权签订和约或俄国还是东德哨兵在高速公路上为西方通行文件盖印，甚至也不管是否东德有代表出席会议或参加国际通道机构——这使得阿登纳和那些持“强硬路线”的外交家很不快。

　　他也不是看不见将会使德国继续分裂若干年的活生生的事实，以及乌布利希政权在东部的控制，目前东部边界的永久化和东欧对德国军事能力特别是核武器的畏惧等情况。他情愿减少美国在西柏林某些实际上不必要的“刺激”活动。他愿意承认东欧国家在防止未来的德国侵略问题上所具有的历史性合法权益。他问道，是否能在这一范围内对东欧国家有所迁就，以换取有关西柏林境内的自由和进入西柏林的自由的一项详尽的书面保证，从而改善我们的地位呢？“我们不受任何刻板的方案约束……我们看不到完美的解决办法。”

　　腊斯克由于职务关系而偏向于开四国部长级会议，他最初打不定主意是否就这一问题同苏联人单独会晤。可是一旦他开始了这项工作，他就不懈地和巧妙地表明，利用长时间的讨论来避免僵局和防止灾难是有价值的。1961年秋，他同葛罗米何在纽约举行的三次会谈中，都强调指出，西方不会签订一项作出让步的协议，以换取目前的不很明确的权利。他说，“那就是用两倍的代价买同一匹马。”肯尼迪在随后同葛罗米柯的会谈中又增加了自己的一个比喻：“你们是在拿一个苹果向我们掉换一个果园，我们美国不会这样干的。”在打比方方面不落人后的赫鲁晓夫后来在信中抱怨说，西柏林对他来说不是果园，而是带刺的杂草。

　　柏林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来往信件的主要话题。1961年9月首次通信就有助于使这场危机冷却下来，虽然赫鲁晓夫随后在关于这个题目的一些信件里语气忽而严厉忽而和缓，总统总是设法提出他所赞同的信中的某一段落以使部长会议主席仍抱有希望。他给赫鲁晓夫写道，由于东德和约会使西德人民确信重新和平统一已不可能，这可能会恰恰引起赫鲁晓夫所最为担心的那种民族主义和紧张局势。他指出赫鲁晓夫不愿使局势恶化的说法同乌布利希的粗暴的恐吓是不一致的。他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承认西方继续留在西柏林方面更为现实一些，正如赫鲁晓夫希望他承认整个柏林或整个德国问题的解决不是立即可能实现的一样。

　　在1961—1962年期间，总统亲自关心着各种谈判建议：1959年“西方和平计划”的最新改写本、国际法庭仲裁、整个柏林成为自由城、西方和共产党人举行平行的和平会议、五到十年的暂时解决办法、将柏林用作联合国总部、中欧安全计划、国际通道机构和十点共同声明等等。但大多数建议都经不起盟国的仔细研究，以及法国和德国的蓄意泄露而失败了。正如麦克米伦首相同他议论时所说的，其结果使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向俄国人提出，“几乎连汤都没有，更没有鱼这道菜”。在戴高乐的刺激之下，德国人在1962年春天再次大为恼火，他们不公正地指责美国人没有把所有的建议告诉他们，还抱怨那些已告诉他们的建议。肯尼迪后来承认，我们的错误是力图使德国人接受赫鲁晓夫无论如何也不会感兴趣的一些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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