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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

　　在此之前回顾到本人服役的经历时，总统曾说，“我希望
　　任何一个现役军人”，
　　无论服役多么不称心——我知道它是多么使人不称心的——
　　都会承认，他为我们祖国所作的贡献在性质上和一架在战略
　　空军司令部基地上处于十五分钟待命状态的飞机一样……
　　我们召募他们，不是要去进行一场战争而是要去制止一场战
　　争……是要表明美国是准备承担其义务的。

　　他的目标实现了。柏林危机缓和了下去。但他并不能声称，他已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地面部队增加到不动用核武器便能长期遏制苏联武装力量的水平。因为我们的北约盟国习惯于完全倚待着他们希望我们永远不会使用的核炸弹上，而对肯尼迪提出的增加军队的要求只是部分地作出了反应。但柏林依然是自由的。而在世界其他地方，如希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泰国和处于共产党防线周围，或处于共产党渗透危险之下的其他国家，常规备战工作的重心仍然是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通过训练和装备当地军队来代替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

　　在肯尼迪任职期间，他一直把重点放在加强常规力量上。某些参议员和盟国认为，把全部注意力这样集中在非核反应上，表明了在使用核武器这个问题上极其胆怯。1963年，肯尼迪本人在不止一次会议上曾大声问道，要不是为了柏林事件，欧洲是否会需要任何大规模的军队。不过他认为他的常规力量的集结有助于制止在柏林问题上的一场对抗，这场对抗要是用其他办法，也许就会发展到爆发核战争的地步。他认为，他那已经增强了的非核力量迫使赫鲁晓夫在古巴危机时期就核战争和撤出苏联导弹之间作出了选择。他还认为，在我们的核防御之下，共产党人将在世寻范围内以有限的渗透和施加压力继续推行其匍匐前进的策略。为了表示他感谢我国军队所起的作用，他作了特殊的努力去视察美国国内和海外的军事演习。他说，他的确没有那种据说是涂写在直布罗陀一个旧岗亭上的一首打油诗所流露的那种情绪：

　　在危险的时刻，也只有在危险的时刻，
　　人人崇拜上帝和士兵，
　　一旦危险过去，万事顺利，
　　上帝彼人遗忘，老兵无人理睬。

　　§非常规战争

　　那些潦潦草草涂写的字句无疑是难以辨认的，因为总统每次引用这首诗时总略有不同。但是他既没有不理睬我们的老兵，也没有忽视需要培养一种完全新型的士兵。因为甚至常规力量的增强也无法根除那些进行共产党的“解放战争”的暗杀者、游击队员、暴动者、破坏者和恐怖主义者。这些战争的目的，正如下一章所阐述的，在于通过侵蚀和消耗的方式在政治颠覆活动与有限军事行动之间的边缘地区破坏新独立的国家，而不是解放这些国家。例如，一小股游击队可以牵制十到十五倍之多的常规力量。“我们拥有威力巨大的武器，”总统在1961年说，“但是这种武器与自由之敌最常使用的武器，即颠覆、渗透、游击战、内乱等作斗争时是毫无效果的。”次年，他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说，需要作出一种新的努力，搞出“一种全新的战略来”。

　　他承认，在猪湾事件中，没有当地的支持，光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是徒劳无益的。他在1961年4月20日，即猪湾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对全国的编辑们说，这场灾难的主要教训是，自由在六十年代正面临着一场在许多方面都比战争更为困难的斗争……（这场）斗争……毫不惹人注目地在成千上万个村庄和市场上天天发生着……在全球各地的教室里发生着……军队（和）现代武器……主要是起了盾牌作用，在它的掩护下，颠覆、渗透和其他种种战术稳步地向前推进……并利用……渴求理想的人民的正当不满（和）表面上是合法的争取自决权的要求。

　　猪湾事件的教训改变了肯尼迪的整个工作方法，总的说来，改变了他在行政管理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工作方法，而就特殊问题讲，则改变了他对待发展中国家所发生的冲突的方法。我不是说肯尼迪变得有点不知所措，而是指4月惨败后在他所采取的步骤、政策以及最终在人事方面的彻底改变。起先，他从“肯尼迪从不失败”的原则出发，他几乎更加奋发进取，谋求制订一项使卡斯特罗垮台的计划，强调“我们的克制不是漫无止境的”，要求报刊发行人限制某些报道，并发出迫切需要改善我们的准军事能力的尖锐警告。

　　虽然这些公开声明部分是有意说得非常严峻，借以重建全国的团结和重振全国的士气，但肯尼迪的私下做法却慎重得多。他把重点放在协助拉丁美洲人民建立较为稳定和民主的制度的积极方针上，这是一种旨在孤立卡斯特罗而不是搞掉他的政策。同时，肯尼迪摆脱了自己的冲动和急躁情绪，把注意力较少地放在离我国海岸九十英里的卡斯特罗这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讨厌人物上，而更多地放在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责任上。

　　他不愿放弃采取准军事行动的能力。但是他在猪湾事件中的经验使他确信，这种努力的主要责任应该由中央情报局移交给五角大楼。不过，中央情报局作为“要卑鄙手段的部门”，保留了实际行动的职责。为了加强他对这个机构及其许多未列入预算的经费的检查，他恢复了由詹姆斯·基利安主持的“对外情报顾问局”的活动，并在邦迪和泰勒的领导下收紧了白宫的审查程序。同时，在艾伦·杜勒斯自动退休后，肯尼迪挑选了他自己的人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肯尼迪始终并没有对杜勒斯感到恼怒。杜勒斯勇敢地承担起了他在猪湾事件中的责任。对于应为这次行动负主要责任的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总统个人也没有对其失去高度的尊重，比斯尔后来悄悄地辞职了。不过人员更迭的时机显然已经到来。泰勒和司法部长都不愿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职务。纽约检察官福勒·汉密尔顿受到郑重的推荐，几乎被提名了，但是最终却应邀去领导对外援助计划的实施工作（“就告诉他，”我向总统建议，“你的原意是让他领导国际合作总署（ICA〕，而不是中央情报局（CIA）”）。总统考虑了其他一些人，有的还受到接见。“我们要一个在社交界不太抛头露面的人担任这个职务，”总统对我们这些提出人选的人说。

　　最后，他选中了共和党人、杜鲁门时期的空军部副部长和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康。这是肯尼迪提出的人选在白宫内部引起长期争论的少数几次之一。麦康被人大肆夸奖，说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将要改进和重振全部情报搜集工作的局长。同时，作为一个反对学术自由、反对不同学术思想共存的具有极大偏见的共和党人，他又受到了过度的攻击。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肯尼迪喜欢麦康的出色的而不事宣扬的工作成绩，以及他履行职责时的稳健作风。

　　总统毫不怀疑地认为，在一个具有潜在危险的时期，遇到一个隐蔽的专搞阴谋的敌手时，采用“卑鄙的手段”是必要的和合法的。不过他认为使用这些手段不应越出他制订的外交政策的框框，应该符合他对发展中国家订下的民主目标，而且应该事先有较多的策划和较少的宣传，不要象猪湾事件前所干的那样。他还认为，针对全面的冷战，特别是“解放战争”，从人情与心理方面进行规划，需要作出比中央情报局或五角大楼所作的更为广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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