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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约翰·肯尼迪迈着沉稳而缓慢的步子走回旅馆，同杰奎琳和家庭成员团聚在一起。那天晚上，他同家人和朋友们举行了一次说笑话的晚餐会。这样一来，他的烦恼和失落的情绪似乎烟消云散了。

　　1957年，约翰·肯尼迪回到华盛顿，担任参议院关于劳工管理方面不适当活动的特别委员会的委员。肯尼迪当众议员和参议员时，都曾坚决拥护民权。他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公平就业委员会，支持取消人头税，支持反对私刑的立法，并支持修订关于妨碍议事活动的规则。在来自新英格兰的众议员中，他是第一个任命一位黑人做他的工作人员的官员。

　　1957年，约翰·肯尼迪支持行政部门提出的温和的、但是创先例的选举权法案。根据正常的表决程序，向国会两院提出的议案均先送交有关的常设委员会，在委员会里进行讨论表决，做出通过、修改或否决的决定，然后再向两院提出，供两院全体会议审议。从程序上讲，赞成绕过委员会审议法案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从深层讲，这也会使保守的参议员们在工作权和众议院的其他法案上耍花招。约翰·肯尼迪坚持，民权法案应按正常程序送交委员会，并须在一星期内审议完毕。

　　许多维护民权的民主党人私下也同意他的意见，认为放弃传统程序所引起的恶果会使一个强有力的议案更难获通过。但是由于他们担心在政治上被尼克松和共和党人的策略击败，他们大多数人全投票支持尼克松的裁定，即不经过委员会而批准民权法案。约翰·肯尼迪支持按正常程序的投票，则被民权派的领袖们谴责为企图争取南方的支持。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在波士顿的黑人领袖们的信件中，在报刊社论和专栏文章里，肯尼迪的投票都受到攻击。

　　肯尼迪喜欢引用一首诗：

　　在生命行将熄灭的余烬里

　　我感到遗憾的是：

　　我做“对”时，没有人会记住

　　我做“错”时，没有人会忘记

　　不过他在参议院里冒着风险去得罪的对象，在传统的民主党联盟的成员中还不止是黑人和南方人。有组织的劳工长期以来一直是肯尼迪强有力的同盟者。肯尼迪在参众两院任职期间，始终都在两院的劳工委员会内工作。劳工领袖们赞赏他在众议院反对塔夫脱——哈特莱法案，在参议院带头争取提高最低工资、改善社会保险，其中包括医疗照顾、支援经济萧条地区，以及确定全国失业补助金的标准。马萨诸塞州的卡车司机工会一贯是拥护肯尼迪的，但在1957—1959年间，肯尼迪同他的劳工界朋友之间的关系却变得十分紧张起来。

　　当时由约翰·麦克莱伦为主席，罗伯特·肯尼迪为总顾问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揭发了工会贪污的材料。为进一步深入调查，参议院在1957年成立了一个调查工会舞弊行为的专门调查委员会，由麦克莱伦小组委员会和参议院劳工委员会抽调人员组成。约翰·肯尼迪应邀参加。

　　肯尼迪知道这意味着要拿他同有组织的劳工的良好关系冒险，当时至少有两个想担当国家重任的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斯图尔特·赛明顿都拒绝参加。当时还有暗示，说只要罗伯特·肯尼迪“做得漂亮”，全国卡车司机工会就支持约翰·肯尼迪当总统候选人。

　　但是不管这里面有什么政治陷阱，肯尼迪对这个调查委员会很感兴趣。作为参议院劳工委员会劳工立法小组委员会主席，肯尼迪知道他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听证会上所提出的任何立法建议。很多已被挑选出来的、具有人所共知的反劳工观点的工会舞弊调查委员会委员们，很想在肯尼迪谢绝当委员的情况下，接替他的位置。这着重地说明了肯尼迪接受这个职务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约翰·肯尼迪决定参加这个委员会，他主持委员会作出有关劳工改革的立法。在他的国会生涯中，他第一次以几年的时间，几乎排除一切杂务地专搞一项立法。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他是“破釜沉舟”，不争取劳工支持他竞选总统了。劳工领袖们对他先是冷淡、猜疑，后来则是激烈地反对了。劳联—产联主席乔治在肯尼迪为他提出的改革法案召开的一次听证会上大声嚷道：“愿上帝把我们从我们朋友的手中拯救出来吧！”——对此，肯尼迪冷静地回答说：“米尼先生，我也要说这句话。”机械工人工会主席艾尔·海斯把肯尼迪比作阿根廷独裁者庇隆。其他人则试图在他们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谴责他。但是这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威廉·诺兰就一项福利及养老金法案提出并几乎要通过一批反劳工的修正案。米尼和工会的大多数高级领导人才逐渐勉强地认识到，通过某种立法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可供选择的对象是：要么通过肯尼迪的劳—资改革法案，以铲除他们既不能否认也不能宽恕的舞弊行为；要么就通过诺兰的劳—资关系法案，以限制他们工会谈判的权利。

　　在随后发生的斗争中，多数劳联—产联领袖既支持建设性的法案，也支持他们自己志愿的法规。这次斗争使约翰·肯尼迪极为深刻地看到了劳工领袖们的本质。像贝克、霍德以及他们的流氓朋友这样一伙人很快便从其他人中孤立出来。

　　企业界的人也怨恨肯尼迪兄弟，因为他们揭露了资方同舞弊分子的勾结。美国律师公会主席也怨恨肯尼迪，因为他发表声明，指责有组织的律师对于其会员同舞弊分子勾结，侵吞工会经费的事“显然漠不关心”，而肯尼迪对此深为关切。各种各样的民主党政客也对肯尼迪兄弟施加压力。当那个以伊利诺斯州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和史蒂文森密友身份闻名的杰克·阿维代表一个当事人要求约翰·肯尼迪进行调解时，约翰·肯尼迪告诉他，只有总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能制止调查。等阿维和他的同事离开以后，约翰·肯尼迪对他的弟弟说，他认为这个请求令人作呕。

　　随着这些反对者的压力增大，约翰·肯尼迪的决心也增大了。在拉尔夫·邓根、哈佛大学劳工法专家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以及由其他六位学者组成的一个小组的帮助下，他起草了一份劳工改革法案，掌握了劳工法的错综复杂的细节，并且第一次真正掌握了立法的程序。1958年，肯尼迪—艾夫斯法案在参议院以88票对一票获得通过，结果在众议院却被葬送了。1959年，经过在院内长期艰巨的斗争，肯尼迪—欧文法案以90票对一票获得通过。

　　这个法案于是同众议院所通过的兰德勒姆—格里芬法案一起提交会议进行协商。肯尼迪宁肯通过一项折衷方案而不愿什么法案也不通过，他终于能从众议院通过的法案中删去了15项限制工会正常活动的条款。虽然最后的文本总的来说更接近于参议院的法案，但约翰·肯尼迪却认为，这个法案不冠上他的姓名是更为策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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