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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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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看起来可以解决了。梅雷迪斯可以不经过流血就上学,约翰·肯尼迪最初级的希望实现了。尽管在事后巴尼特曾发表一项愤慨的声明,说这件事是背着他干的,说他在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只能屈服。 星期天,密西西比时间下午5点,梅雷迪斯被悄悄带到了“老密西”的巴克斯特楼,而司法部副部长卡曾巴赫和法警队伍穿过不大使用的校园西大门在那座用红砖砌成的古老精致的大学办公楼里建立了指挥所。约翰·肯尼迪把电视演说时间推迟到了晚上10点,他以为到那时,这一次事件就算圆满结束了。可是这个星期天,又是倒霉的。实际上日落时,校园里的秘密已透露出去,传遍了整个奥克斯福德市。办公楼外很快就聚集了大约一千人。他们威胁着法警,“打死这些爱黑鬼的杂种!”“爱黑鬼的家伙们,滚到古巴去!”又一起叫着:“二、四——三,我们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徒人数成倍增加,骂得越来越难听。他们先朝法警投石子,接着扔大块石头,接着扔烟头。他们不知道梅雷迪斯在哪里,否则他们会撕碎他。 在华盛顿,肯尼迪总统还没有了解到形势的最新发展就开始电视广播了。当时,据他所知,巴尼特信守自己的诺言,正让州警在维持治安。他向全国的电视观众说明梅雷迪斯现在已进入了大学的校园,阐述贯彻执行法院判决的必要性,赞扬密西西比人在美国历次参战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并向“老密西”的在校学生呼吁说:“事关你们大学和你们州的声誉。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会起来维护这一声誉的。” 在奥克斯福德,学生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讥笑。有人夺来一辆救火车和一台推土机,要用来闯过法警的警卫线,冲进办公楼,但被几枚投掷得很准的手榴弹击退了。进攻者用可口可乐瓶子做的土炸弹还击。校园里乱哄哄的,混乱之中有时还可以听到清脆的枪声——这是隐蔽的狙击手在朝大会堂放枪。两个人被打死了:一名法国驻美记者和一名奥克斯福德的围观者。法警受伤的超过三分之一,有166人,其中有28名是被狙击手射伤的。 危机处在高潮了,可肯尼迪总统一无所知,华盛顿与奥克斯福德的通讯中断了,直到卡曾巴赫从公用电话亭投着硬币告诉他事情已多么严重时,他才知道,自己在电视里的讲话多么幼稚。放下卡曾巴赫的电话,他马上给巴尼特打电话,要求他把警察派去现场,他打断巴尼特慢腾腾的推托和辩解,说:“听着,那里已经有人被打死了,事态正越变越糟。”约翰·肯尼迪听到暴力激化的消息十分伤心,他下令在孟菲斯待命的部队进入行动。部队的反应缓慢让肯尼迪苦恼,他每次打电话给五角大楼,回答总是说部队“正在途中”,而奥克斯福德打给他的每一次电话总是绝望地询问部队在哪里。 从卡曾巴赫那里传来的全是坏消息,约翰·肯尼迪疾首蹙额,脸色灰白,他在通宵的等待和此起彼伏的电话声中,他诅咒自己相信了巴尼特,没有早点命令部队出动。 军队终于到达,约有二百名左右肇事者被逮捕,其中只有24名是学生,其余来自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第二天早上,梅雷迪斯由一群执法警官陪同,进入被打得破烂不堪的大会堂,在那里,板着面孔的注册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终于让他入学了。当时在办公楼里没有任何抵抗行为,只有无可奈何的神色和假惺惺的礼貌。当梅雷迪斯走出大会堂的时候,有人向他嚷道:“黑鬼,这就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 约翰·肯尼迪总统显然认为是值得的。他说:“如果……行政部门不执行法院的判决……,或者不能……保护梅雷迪斯先生……这个国家就不能生存……这个政府就会很快瓦解……那样付出的代价将比这大得多。”他认为,梅雷迪斯事件的代价可以分摊在随后和平入学所避免掉的许多其他事件上。他还补充说:“我认识到,这引起了大量怨恨我的情绪,但我真不知道他们希望美国总统要起别的什么作用。他们指望我履行宪法规定的誓言,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 总统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不久以后,密西西比州的事例所显示出的说服力促使克莱姆森大学接受第一个黑人学生和平入学。同时,密西西比州战役不是结束,而是开端,肯尼迪同南方的关系再也不会恢复老样子——在1963年更严重的危机和抉择在他面前。 到约翰·肯尼迪任总统的第三个年头,民权运动的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55年蒙哥马利市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开始,中间经过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运动和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德事件,争取种族平等运动仿佛像一出连台戏一样,在这出戏中,白人扮演恶棍,黑人则扮演烈士的角色。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白人的良心已被唤醒,他们的愤慨逐步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障碍。但是,这种时代就要结束。更为愤怒、激烈、不顾一切的黑人就要杀上舞台的中心。地位已经确立的黑人领域越来越发现,黑人青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趋势的出现,预示着在争取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将出现一个更为危险的时期。但是约翰·肯尼迪因为在这一年年底就被刺死,他没能经历更危险的时期,而只是经历了到下一台戏前的几幕插曲。 马丁·路德·金曾称伯明翰为“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城市”。这让伯明翰那个外号叫“公牛”的警察局长尤金·康纳,就是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拒绝派州警保护自由乘客的警察局长非常喜欢引用金的这句话,他为自己的顽固而骄傲。23年来,他一贯使用恐怖和残暴的手段来恐吓黑人领袖,无不获得成功。不仅伯明翰的学校完全实行种族隔离,这里的公共厕所、饮水站、剧场、公园、运动场、饭馆甚至教堂全是如此。联邦政府禁止种族歧视的规定,“公牛”康纳根本不在意。伯明翰长期以来一直被民权集团看作是“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主要对象,但1963年春,民权运动领袖们一直尽量不去招惹康纳,那时,康纳正在竟选市长,而种族问题的示威运动只会使他获得更多的白人选票。到4月份,竞选结束,康纳失败了。 康纳的失败引起了一场策划已久的斗争,在日益觉醒的黑人社会中,每天都有游行、请愿、抵制、静坐和类似的示威游行。康纳和他的部下每天都对付他们,用警棍、警犬、救火水龙带、装甲车,还逮捕他们。三千三百多名黑人,其中包括儿童,被关进了监狱,金本人也在内。金的妻子在得知丈夫被单独监禁时,为他的安全担心,她打电话给肯尼迪,总统的宽慰和保证使她放了心。 后来噩梦过去时,约翰·肯尼迪说:“民权运动应该感谢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布尔·康纳。他同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帮助了民权运动。”康纳的警犬用牙齿撕开黑人的衣服和用700磅压力的水龙头把黑人冲得紧贴建筑物不能动弹的照片被登在报纸的头版,这些恶心的情形使全国、全世界都为之激动。以前胆小的黑人在自己居住的城市内被激怒而采取了行动;过去漠不关心的白人也感到震惊而产生了同情心。约翰·肯尼迪看到美国人的良心终于开始被打动了,于是着手制订他自己的计划,使人们的良心觉悟到认为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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