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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开朗基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他一直工作到89岁,日以继夜地雕刻肉体也是心灵的史诗。他早期的杰作是《大卫》和《摩西》。大卫是圣经旧约里的人物,年轻时是一个牧羊人,依赖他的英勇把非利士军中的巨人哥利亚用石子击杀,为以色列人除了外患。在他和哥利亚决战之前,所罗王赐给他盔甲,但他穿不惯,脱去了,所以米开朗基罗塑的大卫是全裸的。他立得很直,骄傲又泰然,身体的重量放在右脚上,头转向左侧,通体弥漫着少年的精力和无畏。

  摩西是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民族英雄。他接受神谕,把戒律传给他的子民,为这个流亡的民族制定了道德、法典、礼仪、生息的节奏及文化的间架。他的像有如一道生动的风景,卷发如跃动的焰苗,而长须在胸,卷腾如急湍,两眼如炬,头顶两角,巨伟而威猛,是一个呵护并鞭策一个民族站起来的神灵形象。

  这两座雕像充满激情,而且造型完美。后世的浪漫主义者醉心于这里的奔放,而古典主义者释服于造形的精粹。

  到了晚年,米开朗基罗已不再满足于这两种平衡,宗教热忱最终打破了古典形式。为了达到尽情表现的目的,作品的完整与否已不是他所考虑的。中年时雕的五座囚徒都未完成,似乎他有意不去完成,使这些埋在大理石中的男性身躯成为心灵在物质中挣扎的象征。而80岁以后,他的两座“圣母哀子”像都不曾完成,有的部分已经加了精细的打磨,而有的部分还在毛胚状态。后人很难评说这粗糙的石面是有意保留的呢?还是无意留下的。因为对比之下,粗糙与模糊产生一种“不可说”的悲剧效果。

  更让罗丹感到触动的是,米开朗基罗好像已经忘却了雕像的社会功能、外在形式,忘却要放置在什么地方——神从神龛走下来,英雄从基座走下来。于是人们看到他们额头上的阴郁,颊边的泪痕,胸前的伤口,脚底的肿泡。人们会像一个母亲抱住他们,抚摸受难的肉躯,而这肉躯即是他们痛苦的灵魂。对罗丹来说,米开朗基罗是一个雕刻家,更是一个打石头的圣徒,他在大理石里凿出哲学与诗句。

  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使罗丹激动万分,他感到自己必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他马上返回比利时,回到他的工作室去。

  罗丹崇仰米开朗基罗,但崇仰和因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对大师作品的迷醉中,罗丹并没有丧失自我,他要塑出独属于罗丹的东西。

  18个月后,罗丹的《青铜时代》在布鲁塞尔完成了。它同《大卫》一样,是个站立的年轻人的塑像。

  但他不是英雄,而是一个刚刚萌醒的青年。这个同真人一般大小的塑像,头微仰,双臂自然地举起,右腿微曲,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尚未看到外面的世界,没有看到敌人与爱人、花丛与陷井。他的四肢已经丰满,已拥有足够的力量和热情,但在迈出第一步、踏上征途之前,仿佛还不免有些迟疑和彷徨。这是人类苏醒的姿势,是人类踏上征途前的心态。

  《青铜时代》被布鲁塞尔沙龙接受了,然而却由于其过于真实而被诬为是用真人的身体浇铸而成。

  1877年秋,罗丹返回了阔别六年的巴黎,站在凯旋门上,罗丹异常激动,他想象着自己的作品能为祖国所接受。

  然而,在巴黎,《青铜时代》受到了同样的遭遇。

  巴黎一家报社重复了布鲁塞尔报刊的诽谤,指责这尊像是用活人的身体浇铸出来的,并攻击这尊像“庸俗、放肆、下流”。

  一时间,这个“用真人浇铸出来的”雕像成了人们争先恐后观看的对象。在展览厅里,罗丹几乎被大喊大叫的人挤倒,然而人们来到这儿只不过是想见识见识这个伤风败俗的人体像。罗丹渴望得到公众的承认,但得到的却是辱骂。他成了骗子,成了欺世盗名的人。沙龙评选团被这一轰动一时的丑闻弄得十分尴尬,便命令把《青铜时代》搬出展室。

  无端的毁谤使罗丹十分气愤。他一再解释和声明,甚至交出了模特儿和创作过程的照片,但遭到的是更多的数不清的麻烦。而与此同时,以马奈、德加等为首的印象派画家的第三次联展也正遭受猛烈的攻击。

  最后,在美术界朋友们的帮助下,美术院同意由五名雕塑家组成评审团,让罗丹在评审团面前即兴创作一个雕塑,以确认罗丹的真实功力。

  这是罗丹多年来第一次进行即兴创作。他想起了那个叫佩皮诺的意大利人,想起了他那健美而典雅的走路姿势,于是他开始塑这个意大利人。他自如地塑着,人物的结构源源不断地从他的想象中涌现出来,他忘了还有个评选团在场,忘了时间,发疯似地创作着,直到把躯干和两腿塑完时才停了下来。茫然的心理和遭受委屈的感情都随着创作的激情消失了。

  这尊看似未完成的塑像叫《行走的人》:一具残躯,没有头,也没有两臂,迈着大步,毫无犹豫地勇往直前。好像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又好像全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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