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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费尔虽然也承认西华德和蔡斯对共和党的贡献比林肯大，是闻名遐迩的大人物，但他们的功劳太大，阅历过深，又都发表过一些非常激进的言论，不管这些言论多么正确，一旦受到共和党的提名，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对他们个人反而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费尔振振有词地说道：“为了确保1860年大选的胜利，共和党需要一个平民出身的人物。这个人要有公认的才能，愿献身于反对奴隶制扩展的事业，个人历史上无懈可击，又没有锋芒毕露的激进思想。你出身寒微，只要我们能把这些事实充分地让人民知道，光凭这一些，你就有获胜的把握。”费尔接着又鼓动说：“我要组织一篇缜密流畅的报刊文章　，广泛介绍你的为人和经历，让它广泛流传，帮助培植拥护你的感情。我了解你的社会生活概况，也能提供一些你谦逊不谈的材料，但我对你个人的历史毕竟了解得不多，诸如你何时何地出生，你父母姓什名谁，你出身如何，早年都做过什么事，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等等。我要你给我提供这些情况，你愿意吗？”

　　林肯在仔细听完费尔的话后，漫不经心地答道：“费尔，我承认你的许多话很有道理，我也承认我有当总统的个人抱负。对于你的赞许和你对这件事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我并非无动于衷。不过嘛，成为美国总统那样的好运决不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此外，我早年的经历也没有什么会使你或任何他人感兴趣的内容。”

　　其实，从林肯—道格拉斯大辩论之后，林肯已经名声大噪。要求林肯出任总统的呼声，在美国舆论界、企业界和知识界中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杰西·费尔的劝喻性努力只不过是时代激流中涌现的一朵小小浪花而已。有的报刊问道：“为什么不选亚伯拉罕·林肯做美国总统？”

　　有的地方干脆要求“作为共和党在西部的头号人物的林肯站出来讲话。”

　　甚至连为西华德助选的瑟洛·威德也打电报到伊利诺伊州，敦促该州有关人士“立即把亚伯拉罕·林肯的材料送到《奥尔巴尼晚报》来”。共和党的另一家报社《芝加哥民主主义者报》的编辑约翰·温德沃斯也告诉林肯，“需要有人出面帮助他竞选”。林肯对这些热情呼吁和赞助都喜在心头，笑吟吟地答道：“时势造总统啊！”常常表现为少说多听的林肯，在风暴的中心依稀看到了历史在形成。岁月的流逝，丝毫改变不了他那“条件的改善是平等社会的正常情景”的信念。在他那眉宇间经常漾起一种高尚的冒险精神，那种冒险精神确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求实的发明家和勇敢的探险者向往未知领域并毕生求索、奋斗不息所必备的宝贵气质。

　　挂在林肯嘴上的政治语言是“民主”二字，他对民主有独到的见解。

　　他说道：“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做奴隶主。这表达了我的民主思想，而与此不同的想法都是非民主的。”

　　林肯极力反对奴隶制向新领土的扩张，认为那是极端危险的。他形象地打了个比喻：“假如为幼儿刚铺好一张床，就有人建议将一窝小蛇同他放在一起，对这一建议我们该如何处理，我想没有人会提出疑问的。”

　　1858年，林肯在布卢明顿作了一篇题为《发现与发明》的演说，讲到人类最初是怎样发明衣服、语言、字母和印刷术，讲到了过去的统治者和法律是怎样把读书和占有书籍视为大逆不道。他不胜感慨地说道：

　　“此时此地，我们很难想象以前的思想奴役是何等严酷，也很难想象砸碎这一枷锁、培植起自由思想的习惯又需要多长的时间！”

　　林肯有一句名言，那就是：“你能蒙蔽某些人于整个时期，也能蒙蔽一切人于某一时期，但你却不能蒙蔽一切人于整个时期。”①①林肯这句名言的另一译法是：“你可以一时欺骗一切人，你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一切人。”这句话跟中国的古谚“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有异曲同工之妙。

　　随着渐渐成为共和党举足轻重的要人，随着作为一名演说家和思想家的声名远播，林肯为人处世已变得稳中求妥，思想先进但不激进。在1859年去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俄亥俄、威斯康星、衣阿华、堪萨斯等地旅行演说途中，广泛了解了各种政治潜流和公众情绪，会晤了一些将参加次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一切都绝非偶然的一时兴致，而是有其处心积虑的长远政治追求的。

　　在1859年的全年演说中，林肯绝口不提他第二年可能当总统候选人的事。每当一些好心的朋友谈起要推荐林肯当总统这一话题时，他总是力图回避，顾左右而言他，说他不合适，或者像头一年答复杰西·费尔那样，表示共和党能选出比他更好更恰当更伟大的人物。但在紧要关头，林肯却又当仁不让，肩负起道义的重任。在俄亥俄州的演说中，他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和无懈可击的逻辑，穿插一些庄严圣诗，把道格拉斯、布坎南和首席法官坦尼维护奴隶制、主张与奴隶主妥协的种种陈词滥调批驳得体无完肤。他在谈到奴隶制的可能蔓延时，忧心忡忡，语调沉痛，竟使不少听众也大受感染，蓦然感到面前恍似屹立着一位伟人：他有沸腾的热血，有冷静的头脑，有为自由而崇高的事业献身的理想。斯人将会成为一位精明干练的总统，一位既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又有阶段性策略，灵活的务实斗士。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统一在林肯的身上。1859年2月，他发现俄亥俄州共和党政纲中有“废除万恶的逃奴法”一项，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州长蔡斯，指出这一提法不妥，曾在伊利诺伊州“给我党造成了损害”，一旦在下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必将引起大会和全党的“爆炸”。

　　1859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凡属外国出生而加入美籍的公民，须在入籍两年后才能担任公职和享有选举权。这时，《伊利诺伊州通报》主编西奥多·卡尼西乌斯写信征求林肯对这一法案的看法。

　　林肯回信表示：“只要我有反对的权利，我就将坚决抵制在伊利诺伊州和其他地方实施这一法案。”他认为自己竭力为黑人谋求利益而落得个“声名狼藉”，假如再去赞成“剥夺那些生于异国、说外语的白人的生存权利的话”，他就将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出尔反尔的小人了。”卡尼西乌斯发表了他的回信，其他报纸也广为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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