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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因而老百姓的生活标准和生活的质量并没改善，而且一年年地过去并没有改善。这一点儿几乎任何人都无法争辩。但是当时没有人真知道如何着手大量降低出生率足以产生作用。何况人口增长率是一个长期问题，政治上很敏感，又和全世界农业国家的古老传统和天主教的教义有抵触，最后它并不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危机，非立即采取行动不可。

　　在约翰逊总统爽快地谈到这个题目之前，约翰第三在全国各地奔走了20年，试图推动政府、工商领袖和公民领袖、慈善机构和个别领导人承担这宗事业。

　　正像他不作公开演讲一样，他向一个接一个的团体致词，在一些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坐下来同政府的一些关键人士谈话。他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发表的词句都是遵循着同一条思路。

　　当他企图劝说洛克菲勒基金一位老资格受托人承担人口问题的工作，遭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时，他最后决定自己去干这件事。他本人深信有此必要。

　　然而他知道没有其他什么人同意他。当时是1952年，政府或国内外公民领袖绝少有人关心此事。没有旨在限制人口增长的规划。

　　从来就谨慎小心的约翰第三知道涉及的那些弊端。

　　他不想仅仅出于个人兴趣或一时的兴致就组成一个关于人口的委员会。如果没有真正的需要，他那冒险事业将因缺乏持续支持而归于失败。

　　为了减轻自己的疑虑，他向一位老同事，他认识和共事多年的德特列夫布朗克博士求教，他是美国最杰出和渊博的科学家之一、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的一名受托人，而且当时碰巧是国家科学院院长。精于世道、了解关键事物的布朗克博士于6月间举行了一次会议。大约30名院士，医学、物理、公共卫生、人口统计、生物、经济、资源保护、营养、心理和公共事务方面的杰出人物，花三天时间考虑“人口增长对人类福利的影响这一问题”。会议结束时通过一项单一的决议：需要有一个“具有高水平的职业专长和公众尊重”的非官方组织把注意力集中在人口问题上。

　　这是约翰·洛克菲勒所要的授权。这些杰出的科学界人士不偏不倚地审查了形势，作出结论说有必要。约翰第三由此获得了支持。

　　约翰第三从速行动起来，让他自己的班子开始工作，排列卓越的受托人委员会中的成员参加，其中包括富兰克·诺特斯坦因、布朗克博士卡尔·康普顿和原子能委员会主席路易斯斯特劳斯，在几度敦劝之后，约翰第三同意当这个组织的第一任会长和理事会主席。约翰找到老朋友。弗雷德里克·奥斯本，当业务主任和副会长，后者是社会科学方面最受钦佩的人物之一，不到40岁就脱离华尔街将余生贡献给了人类的研究。

　　新组织称为人口问题协商会，其目的和活动范围很快就阐明。这些人知道需要做什么去进攻人口问题：提高这方面的知识、训练人员、提供计划生育的技术援助、发展避孕技术、充当全世界情况的情报交换所、澄清一些政策问题以及唤起公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对约翰第三的决定，洛氏组织的上层人士并没有喝彩欢呼。他的父亲在这个问题上依然中立。但他的某些高级顾问还在劝他在这样敏感的问题上要小心谨慎，记住他和弟弟们订下的协议，凡是可能影响家属声誉的活动，要向他们交底。约翰第三邀请他的弟弟们到纽约的尼克博克俱乐部参加早餐会。上午8点通常是忙人的自由时间。约翰第三只是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他们，征求他们的反应，并不怎么要求他们允许。

　　没有反对意见。他们很高兴终于能自己从事一桩冒险事业。他们祝愿他前途顺利。但是他们还预先通知他不要指望他们任何一个给予任何帮助：不是因为他们不同意他那些目标，倒不如说他们以为他真应当独自去干这一切。

　　人口问题协商会的成就及其活动和影响年复一年地迅速发展，原因在于约翰第三为这个组织引进的人物具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实际知识和卓有远见，也由于时机已属适当，有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全世界人口问题上，或者归因于这一切因素的结合。

　　人口协商会才经营到第二个年头，印度政府就向它吁请帮助。有什么最好的避孕方法可以在印度使用？

　　印度政府建立了一项实际可行的计划生育规划，协商会在1955年派以富兰克·诺特斯坦为首的顾问小组到新德里去。几年之后，邻近的巴基斯坦向人口协商会要求在计划生育问题上给予类似的指点。60年代初期，南朝鲜、突尼斯和土耳其要求在控制生育上给予技术援助。台湾、香港、菲律宾、智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跟着提出呼吁，人口协商会派出了更多的顾问。美国去的那些专家和顾问必须交代清楚协商会并不支持任何国家特定的节制生育计划。它仅仅充当一个管道，输送有关这一题目的可资运用的科学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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