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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二章　泰西儒士

　　在利玛窦到达澳门之前，耶稣会士就已试图到中国内地传教，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他们不会说中国话。

　　1575年，耶稣会士想把澳门一座佛寺里的一个沙弥吸引信奉基督，由于操之过急，差一点引起广州民变。于是远东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神父认为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必须学会官话，不仅要能说，还要能读、写。罗明坚神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范礼安神父本人也在几名翻译的帮助下查阅中文书籍。不过，罗明坚神父在1582年5月底去广东肇庆与制台交涉回来之后，身上长了恶疮，几乎一病不起，不能再去谈判。利玛窦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利玛窦非常走运，刚到澳门时常害病，但很快就痊愈了。于是他立即投入到汉语学习中去。罗明坚和几名翻译对他很有帮助。不过利玛窦仍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他甚至认为汉字这玩艺简直不可思议。

　　利玛窦的汉语虽进步很快，但范礼安神父等不到利玛窦掌握其运用，就要立即把它用于描述和介绍中国。因为欧洲人非常想读到关于中国的事情，耶稣会士必须使传教适应这些新民族，而过去对中国的描述很少，而且混乱。所以范礼安神父想通过写东方传教创始人圣方济各·沙勿略的传记来系统介绍一下中国的情况，而且要求资料来源可靠。由于当时中国的印刷业是全世界最发达的，所以解决资料来源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尽可能完备的中文书库。罗明坚神父曾去广州采购，范礼安神父从日本来到澳门后首先关心的事情就是积极搜罗五花八门的书籍。利玛窦在印度就以绘制地图和熟悉历史的本领表现出众，所以他被请求简略描述中国的情况。于是他利用罗明坚提供的材料，夜以继日地写出了《圣方济各·沙勿略传》中的三章。这三章有时单独刊行为小册子，题目就叫《论中国的奇迹》。整个传记完成于1583年6月13日。

　　利玛窦在《论中国的奇迹》中一方面相信他们带来的宗教优越，另一方面也不否认中国文明的伟大。

　　书中有21页谈中国的优点，只有8页说到混乱，还有两三页可说是赞美某些特点。当然，人们不能希望书中的一切都是准确的。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之后，自己也批判这些早期的尝试。如利玛窦绘制的地图上标明的地名很稀少，这些地方的经度接近准确，纬度却非常失真，相差好几度。北京的纬度应是北纬40°，却被向北移到47°或48°。但无论如何，1582—83年勾勒的那幅图景仍不失为中国文明的初描，至今读来仍饶有趣味。

　　利玛窦的到来对罗明坚神父是一个道义上的鼓舞。

　　虽然年轻的利玛窦神父很快就证明他作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能力使他能比罗明坚神父迅速得多地对中国进行相对而言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但他很尊敬这位先驱，并且善于吸收其经验。1582年将近12月初时，澳门几次收到肇庆制台来函要求罗明坚神父在健康情况允许时带上利玛窦从印度携来的自鸣钟去见他，并且允许神父们在该城建两座房子。

　　一座是寓所，一座是教堂。这一消息使在澳门的神父们欢欣不已。于是范礼安神父指派巴范济神父和罗明坚神父前往肇庆，又命利玛窦神父主持圣马丁公学的望教事宜，等巴范济和罗明坚交涉成功之后再前往会合。

　　12月18日巴范济神父和罗明坚神父乘船前往肇庆。范礼安神父12月31日离开澳门前往果阿前就留下指令：如果交涉未果，巴范济神父仍回已派定的日本传教住所，罗明坚和利玛窦留下等待机会。

　　罗明坚神父去肇庆拜会制台比较顺利，他送给制台一座铁制自鸣钟、几具沙漏计和若干眼镜；然后委婉地提出想在中国学习，制台也似乎愿意让他们留下。

　　制台的主簿对他们很客气，所以准备让利玛窦携一件礼物给主簿祝寿，借机来到肇庆。罗明坚和巴范济还接受广州都司的意见，为了在中国获得社会地位，把自己的头和脸剃得精光，穿上袈裟同化成中国僧侣。

　　利玛窦在澳门接到罗明坚的来信后，相信他不久就可以利用广州春季集市的机会去与肇庆的传教士会合了。不料没过几天，巴范济和罗明坚狼狈不堪地回来了。因为制台受到弹劾而丢了官，害怕继任者指责他把外国人引入中国，便急忙要把他们打发走，甚至不让他们等到新官上任。新制台上任后贴出告示对有些中国人教“番僧”说中国话很不满意。这样一来，利玛窦觉得要立足中国似乎是不太可能了。

　　然而没过一个星期，制台衙门的一个小吏接受了传教士们的重金贿赂之后，便发给正式批文，准许他们回肇庆建立住所和教堂。1583年9月1日，罗明坚和利玛窦两人乘船离开澳门，10日抵达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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