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战时文件(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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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三

于是我作了下述的结论；　　“一个长达400英里的防线从长远的眼光来看，是不可能守得住的，所以必须缩短到100英里左右。我建议可能的新防线应是这样的：　　“第五集团军的正面到达杰布尔曼索尔（Jebel Mansour）为止，从那里越过山地到达昂菲达维尔（Enfidaville）。若能迫使敌人走出梅德杰兹艾巴布和布阿拉代（Bou Arada）地区，让他们爬过山地西面来，那实在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不过这个建议当然要放弃一大部分突尼斯的土地，其中还包括一些飞机场。同时也使东西两面的敌人获得陆上的联络。不过，缩短战线总是有利的，它可以比现在守得更久。假使现在的长防线被击溃，意大利第一集团军就会丧失补给的供应，于是两个集团军就会一个又一个地被敌人击破。到了那个时候，由于兵力的缺乏，连缩短阵线也都不可能了。换言之，非洲桥头堡也就丢定了。” 　　然后又讨论到补给问题：若是想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对抗敌人的大规模攻势，那么我们每个月的船运量一定要增到14万吨。以过去的经验看，这个数字是绝对无法达到的。　　我的报告在结论上是这样说的：“鉴于目前局势的严重，我要求对突尼斯的战争长期计划，应有早作决定之必要。我们估计到了下一个满月的时候，敌人会发动他们的攻势。” 　　关于我这个建议的回音来得非常慢，经过我一再催促之后，我终于从凯塞林方面听到了：元首对于我的判断不表示同意。在回批上面，他附了一个双方兵力的比较表，上面只有团队的数量，至于双方部队摩托化的程度以及人员和装备的情形一字不提。当然，从这个比较表上面看来，我方的兵力“似乎”并不比敌方弱。　　一点都不错，以我们现有的兵力，若能使其适当的摩托化，并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和充分的补给，那么防守这一块土地，当然并不会感到困难，可是事实上，我们早已丧失了机动性，所以只好完全采取阵地战的方式，把我们仅有的少数摩托化兵力，保留专供抢险之用——当敌人在防线上实行突入之后，就用它们实行逆袭。　　很明显，我们的最高当局因为看到最近的船运数字日有增加，就产生了一种幻想，以为前途颇为乐观。补给量比过去固然大有增加：1月份为4.6万吨，其中包括着50辆战车、2000辆其他的车辆和200门大炮。在2月间又增加到5.3万吨，其中包括50辆战车、1300辆其他的车辆和120门火炮。不过他们应该记住英美联军的武器，现在比过去更进步了，他们拥有大量的火炮和战防炮，而且获得的物资要比过去多出了好几倍。　　我有一肚子的心事。3月7日那一天，驱车回贝尼宰勒坦（Beni Zelten），在那里和齐格勒将军、拜尔林上校一同告假回欧洲。拜尔林现在已被指定为梅斯将军的参谋长；我相信他一定会补救当前的情况，同时监督意军不至于出大乱子。那天上午，我最后决定直接再飞往元首大本营。我认为我的责任是尽我的力量使最高当局更清楚地了解实际的作战情形。而更重要的是，设法救出我的这些部下，以免他们陷于火坑。我马上请阿尼姆上将来代理我的职务，可是却发现，他和范尔斯特将军已经奉召准备飞回罗马。当时我很愤怒，马上用电话向凯塞林提出抗议，他立即取消了这次约会。第二天我把指挥权交给阿尼姆，在3月9日启程赴罗马。　　到了罗马之后，我先到意大利最高统帅部，和意大利陆军的安布罗西奥（Gen．Ambrosio）总司令会谈。我不久就认请了意大利人并不希望我再回非洲去，而想要元首命令我请病假。这与我的原意大相违背，因为我希望上级能够采纳我的意见，然后我再回到非洲，尽量苦撑下去。　　于是我和安布罗西奥将军、魏斯特伐上校一同去谒见意大利的领袖，和他长谈了25分钟。我很简单也很坦白地，把当前的情况和我的意见一一解释给墨索里尼听。但他似乎不清楚现状，而且强辩说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他最感到焦急的是假使突尼斯沦陷了，那么意大利的民心士气会受到多大的打击。他说准备再派一个师到突尼斯去，我很不客气地拒绝了他的好意，我说我宁可先使现有的几个师获得较好的装备，使他们真正能够去打仗。意大利领袖说得一口流利的德国话，在所有的谈话中都非常有礼貌，不过话却越来越刻薄了，后来我听贝恩特告诉我，领袖本来准备把意大利的军功金质勋章授予我。不过由于我的“失败主义者”的态度使他很不愉快，所以才临时打消了这个行动。不过话虽如此，他还是很客气地感谢我在非洲战役中的成就，并表示对我仍有无比的信心。　　说实在的，我很敬佩这位领袖。他和多数的意大利人一样，很像个伟大的演员。尽管他演戏的“做工”很好，可是本性绝不是一个古罗马人。虽然他具有很高的智慧，但是在实施具有野心的计划时未免太依赖他的直觉。现在这位领袖眼看着美梦就要毁灭了，这当然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所以他已没有勇气来收拾这个残局。也许我的话说得太使他难堪了，那是因为我恨这种虚伪的乐观主义，才忍不住要发作的。　　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听说帝国大元帅戈林恰好也在罗马，于是问他是否愿意和我见面一谈，他叫我坐他的专车一同去元首大本营。戈林似乎很想和我一同到元首大本营里去。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因为我不愿意在向元首报告时有戈林在座，因为他一定会加上许多乐观的意见，那些话实在是太好听了。　　3月10日下午，我到达设在苏联某处的元首大本营。在同一天的晚间，希特勒请我喝茶，以便和他作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对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十分灰心和不安，他说一个人在失败之后，常常会只看到事情的黑暗面，这样很容易引到一个错误而危险的结论。他很不耐烦地听我的见解，他认为，一言以蔽之曰，我的想法都是代表失败主义者的。我特别强调说明：“非洲军”若能在意大利加以再装备，就可以让他们守卫我们南欧的侧翼。我甚至愿意向他保证说——这是我平常所最不愿意说的话——假使这些部队交给我指挥，那么我有把握击败敌人在南欧的登陆。但这都是废话。希特勒命令我请一个相当长的病假，把身体休养好，然后再去指挥对于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的作战（卡萨布兰卡位于大西洋的海岸上，希特勒想从这里反攻回去，把在非洲的全部盟军都赶到海里去。这可以证明他完全是自我陶醉）。照他看来，在突尼斯是绝不会出毛病的。同时他更反对缩短防线，因为他认为这样一来，就更无采取攻势的机会了。我又要求让我再指挥集团军群几个星期，也遭到他的拒绝。不过他承认似乎应该从马雷斯防线撤到加贝斯，然后建立加贝斯防线。　　戈林第二天也回到了元首大本营，又带来了莫名其妙的乐观气氛。元首把带有宝剑和金刚钻的橡叶勋章授予我，但是其他的一切还是不变。我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救出我的部下，可是结果仍一无所成。我飞回我的家，然后再转往塞默灵开始我的治疗。　　曼弗雷德附注：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勋章制度如下：第一级是“铁十字”勋章，又分一、二两等，通常一等勋章专门颁给军官；再上一级是“德意志金质十字”勋章，一共约有3000人获颁；再向上是“骑士级铁十字”勋章，获颁的大约有1500到3000人；再来是骑士级勋章加授橡叶，大约有250到300人；更高一级就在橡叶上加挂宝剑，共有80到100人（德军里常戏称这些徽章是“甘蓝菜”和“刀叉”），最高一级则在勋章上再加挂钻石，获奖的大约只有30人。　　没多久，盟军开始发动攻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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