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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 意大利

  第二十章 1943年的意大利

  ——曼弗雷德执笔

  那是1943年的3月中旬。我站在维也纳新城郊外的大飞机场上,等候我的父亲。因为我们已经接到无线电,说他从元首大本营回家了。终于,一架双引擎的海因克尔 (Heinkle)轰炸机在灰色的跑道上着陆了,机身是绿斑斑的颜色。机身下面的舱门打开,父亲慢慢地从铝质的扶梯上走下来。

  当我们握手的时候,他说:“元首不让我再回非洲了。集团军群总司令由阿尼姆继任。”

  过了一两天之后,父亲由母亲陪同进医院继续他的治疗——由于阿拉曼会战时他匆匆飞回非洲,上次的治疗并未完成。我留在家里,以免影响学校的课业,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坐火车去探望我的双亲。当时我只有十四岁,无法将我父亲那时说的话完整并正确地记录下来。不过其中有某些片断印象特别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譬如,我记得有一天,父亲告诉我他已经失宠了,暂时不能再指望获得任何重要的职位。那时和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几乎完全中断。除了报纸和无线电以外,得不到其他的消息。他整天的工作就是埋头撰述他的非洲战役回忆录。

  当马雷斯防线和阿卡里特阵地正发生激战的时候,父亲十分紧张,他在书房里不停地踱来踱去,内心的苦闷可想而知——那间大书房是医院特别为他而设的。他早就预料到非洲战争的结果。他对最高统帅部的批评总是非常激烈,甚至对希特勒也不例外。当时我还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忠诚团员,听到他这些言论之后,内心十分矛盾。当德意两国的军队正集中起来准备开入盟军战俘营前不久,父亲突然接到大本营打来的一个电话,要他立即向元首报到。从那一天起,我父亲的军旅生涯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使他有机会从比较近的距离,来观察希特勒是如何领导政治和军事上的事务。这些经验使得他完全背弃了纳粹。

  可惜的是从1943年5月10日起,一直到他奉命视察大西洋长城为止,这一段期间,他没有作过完整连续的记录。惟一存留的文件就只有私人信件和简短的日记——日期是从5月9日到9月6日,其中包括许多会议的速记记录。除了这些资料,还要再加上我和我母亲的记忆,才拼凑出下述的记载。

  1943年5月10日那一天,所有的战线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危机。第六集团军,总数32万人,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被歼灭。23万人战死,其余9万人做了苏联人的俘虏。在突尼斯的13万德军也蒙受同样的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于5月10日的下午在滕珀尔霍夫(Teropelhof)机场(在柏林市西南部)着陆。他马上被送往元首大本营,并在那里见到了希特勒。这时候的希特勒脸色灰白,神经失常,他的信心很明显也发生了动摇。

  事后父亲告诉我们:元首向他说:“我早该听你的话。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突尼斯不久就要完蛋了。”

  几天之内,报纸和广播都宣布了非洲集团军群投降的消息,此后在战争中,成千成万的德国军队仍被这个丧失了人性的希特勒驱策去作无意义的牺牲,所以我父亲对于他的旧部能够被关进西方国家的战俘营中,反而觉得颇为安慰。不过,当突尼斯投降之后,从他写回来的家信,可以看出他当时有多激动。

  最亲爱的露:

  今晚,和蔡兹勒参谋长共进晚餐。我们之间曾经有一次愉快的谈话。我们的观点几乎一致。

  我听说英国人对阿尼姆很有礼貌。所以我希望布罗维斯、赛德尔、贝克以及其他一切勇敢的孩子们,所遭遇到的命运尚可忍受……

  1943年5月15日

  ……高斯今天要来。我非常快乐,我们旧幕僚中的许多军官不久可能都会和我们聚在一起,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不要担心我的身体。这里的孤寂生活以及突尼斯最后阶段的噩耗,在我的神经上留下了一个可怕的创痕。不过,这已经过去了。

  5月18日

  昨天平安而迅速地到达此地(依照德国的保密规定,隆美尔不会说明是什么地方。不过从其他的方面可以证实这封信是在东普鲁士拉森堡写的,那是当时希特勒大本营的所在地 ) 。高斯也来了。现在我们要安定下来开始工作。我相信一定可以闯过这些难关。现在我感觉比较愉快,因为又有事可做了。这可以使我忘掉过去的许多旧伤痛。

  我们短时间在一起的相聚是如此甜蜜。你应尽量设法让曼弗雷德多留在家里。一想到这个刚刚十四岁半的孩子,再过几个月就要入军营了,这事真使我感到不习惯。对你而言,这种分别当然更是难受……

  5月24日

  当我父亲写着“我相信一定可以闯过这些难关”的时候,他所指的应该是整个战局,因为当时他并没有特殊的任务。不过我们不要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他认为德国还有获胜的希望。他所想的是:德国人民在军事上可能还有力量强迫敌人和他们签定一个可以忍受的和约。

  父亲曾经向希特勒陈述他的意见,但是不久就发现和这位最高领袖的想法完全不同。在1943年当中,他和希特勒曾经有过两次谈话,使他印象深刻。事后他把这两段谈话讲述给我和母亲听。第一次的情形是这样的:当时希特勒非常不放心意大利的情形,似乎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他和希特勒首先谈到英美两国在物资方面的强度,两人谈了很久,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向希特勒提出他对战局的意见。

  他指出特别公报(刊布胜利消息)的次数越来越少了,而每个月损失30艘潜艇的数字,还有继续升高的趋势。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在东线和意大利的情况也都不乐观。当然,由于从1943年起,德国实行了劳动人力总动员,生产的兵器和弹药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他反问道:“即令如此,我们能够赶得上全世界的产量吗?”

  我父亲说话的时候,希特勒一直是低垂着眼皮静听。突然他睁开眼睛开始说话了,他说他也认清了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不过西方国家绝不会与他和谈——现在所有西方当政的人都没有这个资格。而那些准备与他和谈的人,在今天又都没有权力。他本来不想和西方国家作战。不过既然西方国家硬要挑起这场战争——那么就让他们打到底好了。

  母亲曾经告诉我说,之后我父亲曾经表示过,希特勒在1943年就已知道战争是非败不可的。

  可是情况越是不利,希特勒觉得一切的批评都是冲他一个人来,所以就更不肯放手,而硬要自欺欺人地认为胜利还是有希望的。

  当防线崩溃之后,盟军的轰炸机也开始成群结队地在德国城市的上空飞过。这个时候,希特勒已经“走火入魔”了,他的心里充满了不正常的仇恨。当他一帆风顺的时候,这种病态心理还潜伏着。而在这几个月当中,就完全显露出来了。

  父亲曾经告诉母亲说,在1943年7月底的某个黄昏,他又曾两次和希特勒讨论到结束战争的问题。这一次的谈话更使他感到骇异。

  希特勒说:“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因为优秀的分子一定都死光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死得轰轰烈烈——这是历史的要求。”

  父亲事后说:“有时你会感觉到他这个人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人了。”

  我父亲是在欧洲旧有的军官传统中长大的,他当然坚守绝对服从的原则。从他在1943年圣诞节写给我的一封信,就可以看出这种基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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