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战时文件(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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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末日　　——曼弗雷德执笔　　那是1944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乌尔姆郊外某地服役。当我正坐在高射炮的炮位旁边的时候，突然接到连长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你父亲已经回到了黑林根，你已经被调到了他的幕僚中去服务。今天你就可以收拾动身了。” 　　一辆指挥车把我送到了黑林根，一直开进了花圃的大门，停在屋前，女仆打开房门，我把背包向地板上一丢，里面的餐具饭碗发出铿锵的声音，我匆匆地洗了手，就走进书房。我的父亲，左眼用一块黑色的绷带掩盖着，正坐在一把圈手椅上。他面部的左半边因为受重物撞击，已经压坏了。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脚还有一点发抖。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他说：“我一直都还好。现在还有点头痛，左眼还是闭着的，也不能够移动。但却已经在慢慢痊愈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当我父亲把脸转向我母亲，继续谈论诺曼底的作战经验时，又是一副庄严的神态。我在这里就记忆所及，把他所说的许多话追记如下：　　他说：“我在诺曼底的职务总是受到希特勒的限制，再这样下去，只要一个‘上士’就可以担任总司令了。他几乎大小事情都要干涉，而且对我们的建议一律不接受。刚开始时，盟军只占有两处桥头阵地，一处在科唐坦半岛，实力比较弱；一处在巴约附近，实力则较强大，我们当然想首先消灭较弱的那一方面。可希特勒所想的却和我们相反。这种分散实力的攻击，实际上只徒然消耗宝贵的兵力。假使我们想要抽出一个师来，他马上就命令我们把这个师立即送回原处。当我们下命令说：‘应该抵抗到最后一颗子弹为止’，但是上面却把它改成：‘应该抵抗到最后一滴血为止’。当瑟堡投降后，他们却派了一个军法官来，这就是上级对我们的援助。　　“部队的行为可以说是英勇到了极点。在最初的几天中，他们为了争夺操作战防火箭炮的任务（这是一种极危险的任务），常常彼此之间打起架来。但是最后，他们都感到失望了，因为什么办法都不中用。不过几天之后，有一位军长在遭到英国低飞飞机攻击时，他恰好停留在座车里面，结果受了重伤，倒在车座上。他的副官想在第二次攻击到来之前把他拖救出来。但他却抓着座位说：‘就让我留在这里好了，我宁可死在这里’。第二次的轰炸就把他炸死了。” 　　我父亲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向窗子外面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单单靠勇气是没有用的，这完全是一场可怕的流血惨剧。有时我们一天的死伤数字，可以和1942年非洲夏季战役的全部数字相等。我的神经本来非常健全，但现在偶尔会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不管你到哪里，你听到和看到的，都是死伤数字报告、死伤数字报告……雪片似的死伤数字报告。在我过去的作战中从来不曾见过这样巨大的损失。假使我不是天天都要上前线去，我真不敢相信：我们每天竟损失一个团以上的兵力。”突然他转过身，靠在窗台上面，又说：“最糟的是，这种牺牲既无目的，也无意义。我们现在一样事情也不能做，只在无意义地消耗。我们每放一枪，就使本身多受一份损失，因为敌人必然会以百倍以上的力量来向我们报复。这种悲剧越早结束越好。” 　　我们互相对看着，没有作声。于是我说：“也许新兵器出现之后，我们就可以转败为胜了。” 　　他回答说：“那全是废话。根本没有这些新兵器。这些谣言的目的是想欺骗前线上的普通士兵，好让他们能够多支持一会儿。我们已经完了，而那些身居高位的诸公，其中大多数也都心里明白，只是不肯承认而已。即令他们非常愚笨，像这样清楚的事实，大概也不至于认识不清。” 　　医师要求我父亲在床上多睡几个星期，但他不肯听。每天清早，我都可以听到他慢慢地从楼梯上走下来，于是我跟在他后面也进了书房，好把一些文件读给他听。通常在早餐桌上，就开始热烈讨论。我那时还只有15岁，而且身为空军的辅助队员，所受的教育使我对于希特勒还存有一种崇拜的心理。所以每逢父亲批评朝政的时候，我所发表的言论，多半是偏向政府当局的。他在这种时候，总是用无比的耐心，把他的意见分析给我听。有一次他说：“战争对于参加作战的人，通常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一旦战争发生了，我们作战的目的就是使战争赶紧结束。既然知道没有什么收获，就应该立即停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地位。不过只有东线方面的战争是一个例外，绝不可以向这种敌人投降。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所以情形又不同。我们今天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不让苏联人进入我们的国界”。　　当父亲听到当局把东线的部队向西线调动的时候，他简直气炸了，大声喊叫着说：“这一班蠢材！他们只知道‘火烧眉毛顾眼前’。最多拖几个月，又有什么意思？东线一定会崩溃的，苏军下一波攻击就可以进入德国领土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事。” 　　到这个时候为止，我对父亲想在西线方面获得单独和平的企图，还是一无所知。我也完全不知道他和那些在“7月20日事变”以后被捕的军官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我听说有一些盖世太保正在我们住宅附近，想侦察屋子里的情形时，不禁感到十分惊异。在这个时候，我差不多天天陪父亲到附近森林里散步。有一天上午，当我坐在他房间里的时候，他突然向我说：“向那边看，曼弗雷德，也许那里隐藏着某一个人，他想不惹太多麻烦就秘密地把我干掉。譬如说，在森林中行刺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我却不愿因为这个危险而放弃散步的乐趣。从今天起，我们带手枪好了。他们那些人头一枪一定打不中，所以只要一听到枪声，我们就可以向着枪声来源的方向，盲目地乱打一阵，这样就可以吓得他们不敢伸出头来，” 　　我起先还不明了我父亲这些话的含意。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向我说出了下述的话，我才明白。他问我：“告诉我，曼弗雷德，当希特勒突然把这许多的人都处以绞刑时，你们年轻人有什么感想。这些人并没有错，只不过他们认为战争已输定了——这并非无理由——我们应该设法结束这场战争。” 　　我回答说：“这个我很难答复。当那些青年坐在炮位旁的时候，他们也同样讨厌战争。但是多数的人却相信我们仍然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父亲插嘴说：“但是它早已输定了。假使我本人也宁可违背希特勒的意志，宣布准备设法结束战争。你的感想又是怎样？” 　　我问：“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 　　他说：“呵，现在姑且不谈这个，无论如何，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当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幸福完全操纵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时，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这一定要有相当的限度，否则一切不合理的怪事都可能发生。” 　　自从那一天起，我也感觉大祸即将临头了。　　在那个时候，我父亲深信，在几年之内，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一定非发生战争不可。当时有许多军官来看我们的时候，也曾发表同样的见解。不过我父亲的意见和旁人又有不同，他认为西方国家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不过也许是在很远的将来。这些话是他从法国回家一个月以后讲的，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一次谈话是在夜间10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在他那间大书房里面，父亲身穿褐色单排扣的便服，坐在面对着我的一把圈手椅里。那时他已恢复了活力，虽然他的左眼由于负伤还没有消肿。另外一只眼睛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远视得很厉害，所以我必须暂时留在家里，为他代读各种文件。那一天夜里，有一本谈到世界原料分布统计数字的书，使他很感兴趣。接着我们又谈到将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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