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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乔治·吉斯是苏格兰的世袭元帅，青年时代就离开家乡，依附于斯图亚特王室，因此被他的祖国放逐了。后来他又离开王室到西班牙居住很久，最后跟他的兄长一样依附了普鲁士国王。国王腓特烈给了他应有的待遇，他也为国王效力，俩人之间的友谊是深厚的。国王看他年纪大了，便授给他讷沙泰尔总督之职，好让他养老。

　　卢梭以他的正直和坦诚赢得了总督的青睐。这位慈祥的老人，竟在他们相识不久以打鹌鹑为借口亲自到莫蒂埃去看卢梭。他在那里住了两天，连猎枪也没碰一下。卢梭每两个星期就去看他一次，并在府上过夜，走回来的时候，想起老人那慈父般的恩情，时常感动得流下热泪。

　　勋爵把收留卢梭的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很快就复信同意，并且托他送给卢梭12个路易。仁厚的勋爵对如何完成转送的使命颇感为难，不知怎么办才能使它既体现国王的意思，又不使卢梭感到有侮辱的意味。他把钱变成了实物，对卢梭说，国王提供了薪炭，好让他建立起家庭。还告诉卢梭说，国王愿意为他盖一所小房子，式样和地点由卢梭决定。卢梭对国王的后一个馈赠很感激，这使他忘记了前一个馈赠的小气。但是，这两项馈赠他都没有接受，不过在心中，卢梭已把国王当作恩人和庇护者了。

　　有了国王和总督的保护，卢梭以为可以和戴莱丝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了。他穿起了亚美尼亚服装，这是一种长袍，它对患有闭尿症的病体是十分适宜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他那放松了的心态。

　　在宁静的生活中，他虽然放弃了写作的念头，但他的想象力能把一切空白填补起来，从不让脑子闲着。相反，如果几个人坐在一起聊天，你恭维我，我恭维你，这会使卢梭感到是在经受难以忍受的苦刑。为了给生活增加些趣味，他学习编织带子，这样就可以在一些女邻居家里消磨时间而不感到腻味。带子编好之后，就把它作为礼物送给那些准备结婚的女朋友，条件是她们将来得亲自带她们的孩子。这也是卢梭在他的《爱弥儿》里主张的观点。

　　在莫蒂埃最初的一段生活比较惬意，但时间一久，难免要为生活来源担忧。手中的积蓄在一天天减少，用不了多久就会把剩下的那点钱消耗殆尽。除了写作之外，又找不到任何挣钱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卢梭又不得不“重操旧业”，再拿起笔来写作。

　　他着手对他已经搞了十来年的《音乐辞典》进行修改和誊清。同时，朋友陆续带来和寄来的有关资料也差不多备齐，卢梭打算集中精力搞一部自己的回忆录。在这之前，他的朋友莫顿也曾想为他写一部传记，卢梭就此表达过他对自己传记的原则。他告诉朋友：如果你开始写，请以一种适合我的方式进行，丝毫不要带有愤恨、讥讽以及赞颂，而是以公平的态度、庄严而有力的方式撰写。简单地说，是用一种适合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作家，而不是一个被迫害者的立场去写。现在是自己给自己写自传了。四处遭受迫害，到了晚年竟过着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使卢梭饱尝了人间的辛酸，更有无端的诬蔑和诽谤，使他感到要为自己的存在而辩护。

　　他需要世人了解起初的卢梭，所以他认为自己所进行的是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那就是把自己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他要在自传里以真诚坦率的态度讲述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思想感情、性格人品的各个方面，既不隐瞒丝毫坏事，也不添加任何好事。当时是卑鄙龌龊的，就写自己的卑鄙龌龊；当时是善良忠厚、道德高尚的，就写自己的善良忠厚、道德高尚。他自信这样一个真实的自我，要比那些攻击和中伤他的大人物、“正人君子”们更高尚纯洁，诚实自然。因此，他开宗明义地写道：

　　不管末日审判的号角什么时候吹响，我都敢拿着这本书走到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果敢地大声说：“请看！这就是我所做过的，这就是我所想过的，我当时就是那样的人。不论善和恶，我都同样坦率地写了出来……万能的上帝啊！我的内心完全暴露出来了，和你亲自看到的完全一样，请您把那无数的众生叫到我跟前来！让他们听听我的忏悔，让他们为我的种种堕落而叹息，让他们为我的种种罪行而羞愧。然后，让他们每一个人在您的宝座面前，同样真诚地披露自己的心灵，看看谁敢于对您说，“我比这个人好！”

　　所以，卢梭后来就把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忏悔录》。在莫蒂埃居住期间，卢梭学编织带子，编《音乐辞典》，写回忆录，生活比较平静，但也只是比较而言。实际上，在逃亡中的卢梭仍在不断受到攻击和迫害，卢梭也从未在这些攻击和迫害面前屈服过。他一有机会和可能就拿起笔来，为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辩解或反驳，结果往往招致更大的迫害。不过迫害还会产生一种结果，那就是卢梭的名声更大，他更加广为人知了。有不少人慕名而来拜访卢梭。这些人中有的并未看过他的作品，交谈起来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只是“慕名”而已，卢梭对此不感兴趣。但偶尔也能碰到真正崇拜卢梭作品和有见解的朋友。

　　如有一位从法国来的名叫圣布里松的青年军官告诉卢梭，他读了《爱弥儿》以后受到很大影响，准备脱离军队过独立生活，他正在学木匠手艺，为的是要做个小“爱弥儿”。卢梭听后赶紧劝他放弃这个打算，不能一时冲动，而要顺其自然。他听了卢梭的话，从上司那里收回了辞呈。1764年9月，卢梭接到一封来自科西嘉革命者的信，邀请他去该国担任制定宪法的工作。这个消息很快传遍欧洲，格里姆等人抓住把柄立即发表声明，攻击卢梭接受这项邀请，正说明他是国家独立的煽动者。卢梭因为“眼前障碍重重”和身体“不适宜海上行程”没有应邀前往，但他在信中表达了对这项事业的热忱，并代拟了一部宪法，在几年后正式出版。在这期间，卢梭先后接到了两个噩耗，一个是卢森堡先生患痛风而死去，对这位仁慈的贵人之死，卢梭特别伤心。

　　他把卢森堡先生当作自己在法国惟一真正的朋友，他的性格温和，常使卢梭忘掉了他的官高位显，而把他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去依恋。卢梭逃离法国后，卢森堡先生仍和从前一样与他保持联系，经常给卢梭写信关心他，甚至在他的遗嘱上也写有卢梭的名字，表示要赠给他一笔遗产，但卢梭出于要维持他和卢森堡先生的真正友谊以及自己在道德上的一贯操守，没有接受这笔遗赠。使卢梭更悲痛的是华伦夫人的去世。她终于不胜衰老，不胜残疾和贫困之苦而离开了人间。卢梭为这位最慈祥的妈妈，最善良的女人的死亡而痛不欲生，但是他又相信她是到那善人的天国去了。在那里，凡是在尘世上所做的善事，都有温馨的回忆作为永恒的善报。他为她温厚而慈悲的灵魂祈祷：希望她去到对真正的慈善敞开了心灵的人们的身边，去享受慈善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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