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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8月25日，戴莱丝来到了戈布市。4天后，卢梭和她设晚宴隆重招待市长和他的表兄。在市长面前，他俩举行了婚礼，卢梭将戒指戴在戴莱丝手指上，发誓共同到老，至死不渝。这是他们在一起生活25年后感情发展的结果。现在他们谁也离不开谁了。卢梭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情感：

　　想必你已经知道我那位长久的伴侣，终于成为我的妻子了。因为她决定跟随着我，分担我的痛苦，所以我必须做这种安排。25年来相聚的岁月，终于使我们结为一体。信心和互爱使我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直到我死为止，她将是我最温柔和我所需要的伴侣。

　　1769年2月1日，卢梭和戴莱丝从戈布市迁往蒙魁镇的一个农场居住。农场四周风景优美，有蜿蜒而流的雷泥河和气势雄伟的杰拉山。这地方是希沙基侯爵的私产，让他们住一间旧屋。卢梭听到窗外树上燕子的叫声高兴得了不得，戴莱丝却感到在这里越来越厌倦，想回巴黎重过都市生活。这个矛盾使卢梭很苦恼。为了缓和这个矛盾，他努力使她生活快乐。戴莱丝生病的时候，卢梭不顾体弱多病，帮助料理家务，直到她恢复健康。

　　1770年春，卢梭决定迁往巴黎，这一年他已被法国当局赦免，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了。6月份，戴莱丝终于实现回巴黎的愿望。

　　他们住在古老的布拉屈斯镇，靠卢梭的版权收入和朋友的津贴维持生活，另外抄写乐谱和作曲也有些收入。卢梭生活很有规律，清晨起床，立即到写字台前誊写乐谱，吃完早饭后，又继续在桌前工作，直到下午。有时他和戴莱丝一起外出用餐；有时他俩到山丘上欣赏夕阳，或者和邻居们一起游戏。每逢这个时候，他们都格外高兴。

　　回到巴黎的头一年，卢梭完成了他的《忏悔录》。之后，他还担心后世对他的一生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怕那些谤书所留下的阴影不能消除，便于1772年至1775年间写了三则长篇对话，在他身后于1780年汇成文集，以《对话录——卢梭审判让-雅克》之名发表。对话是在一个法国人和卢梭之间进行的。这个法国人从未读过卢梭的作品，却盲目地接受了卢梭的敌人伏尔泰、格里姆、霍尔巴赫所塑造的卢梭的形象。对话中的卢梭对这些阴谋作了最猛烈的抨击，也对自己作了最敏锐的分析。

　　这时候，卢梭已经变得非常孤僻了。他疑心重重，不相信任何人，不让别人进他的书房，也很少和过去的熟人联系。可是他越不愿见人，外界的人就越想见见这个隐居者。格里姆便借机捏造一些有趣的故事，写成文章发表。其中有一个故事叙述人们急于想见这位隐士的情形：

　　有一天，一大群人聚集在广场上。

　　“你们聚集在这里干吗？”有一个人问。“我们等着看一看卢梭先生。”另一个人回答。“谁是卢梭？”

　　“我们也不知道，不过他等一会儿要经过这里。”虽然卢梭没有在这种大场合中公开露过面，但他偶尔也会在一些女士面前朗读他的新作，并申明他有权公开朗读，因为官方查禁的只是他的书。确实，他在一些贵族王室家里朗读过《忏悔录》，有时从早晨一直读到深夜。朗读时他并非只挑选某些章节，也不删减任何细节，而是包括他在书中所记述的高尚情感和种种错误，全都原原本本地朗读出来。当他读到把子女送进孤儿院时，许多女士都同情地低下了头。卢梭的读者和听者不限于妇女，有的显贵及立法者也向他请教。有一位叫维科斯基的波兰贵族因境内政局不稳，特意来拜访卢梭，向他询问补救办法。

　　卢梭以他《社会契约论》中有关政府的立论向他解释说：国家的政府组织影响国民的士气、爱好及道德观。如果将您的国家的人民引向另一种情感，您将使他们的心灵充满一种民族情操，这会使波兰人民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显著地区别开来。只要让人民爱他们的国家，他们将会全心全意地效忠国家，即使国家的法律不公允，人民有爱国情操自然会做个好公民。因为只有好公民才能使国家有力量，并走向繁荣。卢梭的这些建议，后来被马克思赞誉为“卢梭曾为波兰人草拟了最好的政治制度。”

　　卢梭知道他的《对话录》无法出版，而在法国又没有一个挚友可以代为保管。《对话录》正是展示他当时心中的强烈感觉：世人都在一致对他进行迫害。他正为此事踌躇，碰巧遇到以前在英国的好友布司比先生，便把已誊好的《对话录》第一部分交给他保管。其余部分誊写完后，也想交给布司比，但他已离开巴黎。卢梭很担心手稿落入他的敌人手中，便想了个主意，将《对话录》包好，在外层纸上写上：“托付给全能之主保管。”里面还夹着一张祷告词：

　　公理与正义之神，受害者的保护者，请你接受我的献品，我将这手稿置于你的祭坛前，寄托给上帝保管。我是个不幸的陌生人，孤独而得不到别人的帮助，而且不断被人嘲笑、讥讽、贬损。在以往的15年里，遭受比死还难受的屈辱，贬损我的尊严，而且所受的这一切迫害，我无法了解其原因。我没有辩解的机会，我与外界联系的权利也遭剥夺。我对于人类不存有希望，因为他们充满了欺骗、诽谤和谎言。

　　我将我的作品托付给你保管，让它传到一个较好的下一代手中，他们将从我的作品中发现一个既无怨恨，也不欺骗别人的人遭受了怎样的命运。如果我的作品落入怨恨我的人的手中，而将它毁灭或删改，我也不会在意的，因为我遵从我主的公义，遵循我主的意志。

　　1776年2月24日，卢梭带着《对话录》手稿前往巴黎圣母院，打算把它放在祭坛前，置于主的脚下。他急匆匆赶往大教堂，穿过布满鹅卵石的广场，经过拱门，向圣坛走去。走到栅栏前发现平时开着的栅栏紧锁着，无法进去。这时，他的身体摇晃起来，头也像挨了打似的晃动着，无法将作品呈献给主，使他非常懊恼。他头昏目眩地走回家，内心的郁闷再度发作，他激愤地写了一篇《致所有爱好正义与真理的法国人》宣言：

　　法国人呀！这个曾是温和与爱好和平的国家，你们竟变成现在的地步，你们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幸和孤独？你们为何要剥夺我的权利？为何要使我的残余岁月陷入苦恼、忧愁和羞耻之中，而又不让我知道其原因？不让我辩解我的理由、我的怨言，甚至不准许我有发言的机会？我将一颗无辜的心和一双无邪的手交予上帝，请求他赐给我一个你们对我的羞辱无法进入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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