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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罗斯福最初不同意这个主意，认为学者只会高谈阔论，学究气十足。但是，像通常一样，罗斯福对于开阔新天地这个主意很感兴趣。最后他同意了，但坚持只在纽约招人，一是因为经费不足，二是顾问可以随叫随到。由于这些限制，莫利只能从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仁中进行招聘。这些人年轻，富有想象力，抱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观点，而且并不全都仰慕这位州长。

　　莫利本人是一个保守的革命派，他是做为一个刑法专家被吸收进罗斯福圈子里来的。雷克斯·特格韦尔虽是一位农业经济专家，但从外表看来更像是一个能博得妇女欢心的演员，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失败，因而主张对经济制度进行根本的但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调整。阿道夫·伯利是一本即将出版的有影响的《现代法人与私有财产》一书的两位作者之一，他赞同商业结构的变革，公开声明支持·贝克。被罗斯福指定在纽约州最高法院任职的罗森曼和州长的司法助手巴兹尔·奥康纳都是这个班子的必然成员。

　　对外秘而不宣有这么一个学究顾问班子，因为豪担心这会给新闻界一个笑柄。他本人实际上对此也并不热心，照罗森曼的说法，他在同罗斯福谈话时还讥讽地称这个班子是“你的智囊团”。《纽约时报》的记者不久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从此这个名称就被人沿用，使罗斯福和新政永远结成了不解之缘。正像豪所担心的，保守派报纸讥笑智囊团，经常将其成员描写成一批暴戾的激进分子。罗斯福受到这批学究顾问的激励和开导，顾问们则由于意识到自己能在国家危难之际辅佐一位总统候选人而兴高采烈。

　　罗斯福面临着一个复杂的问题。作为纽约州的州长，他一直关心的只是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他必须看得更远，提出对付动乱的根源以及减轻动乱后果的对策和方针。照莫利的说法，罗斯福对于新的创见非常乐于接受，有时简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但有时他也觉得这些教授们由于急切地想把国家做为试验自己理论的实验室而走得太快太远。特别是特格韦尔想推行的改造纲领过于激进，使得这位候选人感到难以接受。

　　罗斯福在政治上比他的顾问们更有经验，对政治现实和美国人的心情摸得更透。在1932年春天，他的近期目标是获得提名。法利、豪等在召开代表大会时可能会争取到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但罗斯福仍然难以达到获胜所要求的那种富有魅力的2/3多数。

　　不仅如此，如果他不能在早期投票中占优势，他获胜的机会可能消失。罗斯福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冒然超越民意过远，确是一种鲁莽举动。聪明一点的做法，更有政治远见的做法，是先获得提名和当选，暂不宣布可能引起争议的主张，以便有时间对选民进行教育。法利就是接受了这种观点的一个人，他在过了多年以后说：“在我们提给罗斯福的主意和办法中，他只选用了能够付诸实施的那部分。”

　　1932年6月的最后几天，民主党人兴高采烈地从四面八方云集芝加哥，他们确信美国的下一任总统将由他们来选定。在同一个城市里，共和党人召开了给人以凄惨之感的全国代表大会，怏怏然再次提名赫伯特·胡佛为候选人，这就打消了民主党人的一切疑虑和担心，民主党人三三两两地簇集在湖滨饭店的休息室里和高级的非法酒店里，他们互相拍肩道贺，互相通报最新传闻，并且多方密谋策划。《纽约时报》的安妮麦考密克说：“对共和党人来说政治是业务，而对民主党来说则是一桩乐事。”

　　富兰克林没有去芝加哥，因为他不便于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他留在奥尔巴尼则可无拘无来地作出战略决策。路易斯·豪、吉姆·法利和埃德·弗林在国会饭店设立了一个总部，但是每一个重要行动都向首长请示。弗林说：“我们做什么事都同他商量。”在州长官邸与设在1702号房间的豪的指挥所之间建立了专用电话线，代表们到达时，就由法利出面迎接，并被带到那边去听扬声器里传出来的罗斯福欢迎“来自内不拉斯加州”或者“印第安纳州”或者“亚接巴马州”的“我的朋友们”的令人愉快的话音——罗斯福正在为争取他们的选票亲自做宣传。重要的领导人则与州长进行私下的长谈，走时通常都是印象很深。

　　豪看见自己20年前最初为罗斯福设想的目标要达到时心里反倒感到紧张和疑惑起来。他感到草木皆兵，他采取的一些安全措施显得滑稽可笑。跟随他多年并被他称为“兔子”的秘书玛格丽特·杜兰德在豪的儿子哈特利的协助下，对所有到1702号房间的来访者都进行了审查。弗林和法利住在相隔很远的套房里，他们通过一批信使同豪保持联系。这些信使来去匆匆，走的都是饭店的后部楼梯。一个年轻的助理被派到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芝加哥体育场，去征用三个相邻的房间，待法利搬到那里办公后，就可以把两头的两个房间空着锁起来，以防有人窃听。为了防止走漏消息，“忠实党徒”路易丝被从奥尔巴尼调来管理电话总机。女秘书得到警告不得与男人约会，因为他们有可能是敌对候选人派来的奸细，亲罗斯福的代表们则被委派对其代表团内其他派别的成员进行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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