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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罗斯福在英国会晤了首相劳合·乔治、鲍尔弗勋爵、军需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以及许多著名的海军和陆军将领。他与丘吉尔的会面是在一次午宴上，因彼此没有给对方留下什么印象，以至于23年后的大西洋会议上，丘吉尔把重逢当成了初识。7月31日，罗斯福终于到了法国前线，目睹了战争的破坏，亲身经历了激烈的炮战。一位试图带着他走安全地带的军官受到了他的严厉斥责，并差一点儿被赶出海军。到了10月份，罗斯福该办的差事已经办完了，他再也没有什么借口继续赖在前线了，于是这才乘＂海兽号＂回国。这时他不幸感染上了战争中的流行病细菌，先是重感冒，继而发展成双叶肺炎。船到纽约港时，他被人用担架抬了下来。

　　1922年6月，罗斯福给一位正在负责树立一块格罗顿校友参加世界大战纪念碑的人写信说：“我认为我的名字应该列入第一批服兵役的人员表中。这首先是因为我曾在大洋彼岸考察了人们服兵役的情况，而且险些被鱼雷或炮弹击中。而且我在欧洲时，实际上领导了那里的海军作战工作。”罗斯福后来还申请加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

　　在美国参战前，罗斯福就在酝酿着一个极富想象力的计划：为什么非要在行无踪迹的汪洋大海中与德国的＂机械鲨鱼＂（即潜艇）游斗不可呢？难道就不能将它们阻挡在窠穴里吗？这个计划要求在从苏格兰到挪威的北海咽喉处布设一道规模巨大的水雷壁障，以阻断德国潜艇通向大西洋的出口。这需要50万颗水雷和相应的技术保障。该项提议因困难重重而直到1918年6月才开始付诸实施，到11月份共布下了7万颗水雷。它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作用，大战就结束了。但此举有力地打击了德国海军的士气。多年以后，罗斯福进而认为，它“对瓦解德国海军，而后对德国军队的暴动，最终对结束世界大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时，威廉·西姆斯海军少将关于建立护航舰队的提议已迅速得到了采纳，而听音器（用以察觉潜艇的螺旋浆声）、探测仪和深水炸弹的试用与改进，已表明它们在用以对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那种小型潜艇方面很有成效。实际上，这种护航系统比其他任何一种因素都起了更多的作用，它基本上能够使美国部队和供应物质安然横渡大西洋。

　　巴黎和会期间，罗斯福正在欧洲各地处理美国海军的复员工作。在清理美国军事物质时，他同法国人进行了激烈的讨价还价。此时，他听到了特德叔叔于1月6日因动脉栓塞发作去世的消息。

　　威尔逊从巴黎和会带回了由他负责草拟并被写进《凡尔赛条约》的《国际联盟盟约》草案。该草案是他的＂十四点＂的具体化，它设想在国家自决、自由贸易以及由国际联盟维护和平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世界秩序。他解释说：“我们所寻求的，是在被统治者同意和人类有组织的舆论支持的基础上实行法治的局面。”他坚持认为，民族自决就是国内政治中的民主在国际上的同义语，因此应体现被统治者同意的原则；自由贸易则可以缓和国家间的敌对竞争并促进经济繁荣，而国际联盟就是通过互相保证领土完整和采取共同行动反对侵略来保证这整个体制的设施。可以说，国际联盟饱含着威尔逊的心血和理想，他出自内心地强烈希望它能在国会获得通过。但他返回美国时，却发现参议院内气氛乖戾，共和党以两票的多数控制着参议院。他的主要对手、参议院共和党多数派领袖、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享利·C·洛奇负责初审条约，洛奇为了阻止民主党作为缔造和平的政党进入1920年的选举，他要使盟约被修改得不再带有威尔逊的印记，否则就宁愿它夭折。

　　但威尔逊这一次不打算作出任何妥协，形式问题已同坚定的信念融为一体。9月3日，他决定背离华盛顿政治的传统做法，为他的国联问题直接向美国人民呼吁。年逾60的他不顾劳累、病痛和挫折，作了有史以来最为艰难而无益的巡回演说，简直在进行一种殉道式的追求。在作了40次演说后的9月25日，他在科罗拉多州的火车上得了中风。1920年3月19日，参议院以14票的多数否决了条约。威尔逊因那不可调和的党派偏见、促狭的个人恩怨，以及自己不能通权达变、执着于自己的政治理念而昧于世情，导致了自己政治生涯中悲剧性的失败。

　　对于发生的这一切，富兰克林·罗斯福并非一个无动于衷的旁观者。他自始自终地观察着这场盟约之争走向灾难性的结局，像观看古希腊悲剧的观众一样感到无能为力，爱莫能助。这个时期，主要由于受到威尔逊的＂新自由＂信念和国际民主思想的影响，罗斯福在关于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有了发展。他充分地认为，美国政府必须通过加入国际联盟来实践和平与发展的崇高理想，否则美国将可能回到＂一种同外界隔绝的古老中国的长城政策上去。”他认为：不这样做不仅对美国和整个人类的道义而言是错误的，而且同国际现实也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未来年代里的国际事务将会出现许多危机，美国将＂不可能不发出重要的乃至是支配性的声音来。”

　　因此，他把自己站在威尔逊这一边的姿态称之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抉择＂。他甚至把威尔逊起草盟约时用的那张桌子运回到了海德公园。他多次发表支持国际联盟的演说。但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使他意识到人民中间正在出现战后通常会发生的那种政治情绪逆转的趋势，理想主义的大幕已渐渐收起，所以罗斯福在演说中少了几分威尔逊式的理想与激情，而把他支持国际联盟的论点建立在讲求实际问题和强调实验的基调之上。罗斯福之所以迅速完成了从鼓吹扩军备战到支持国际联盟的过渡或转变，是因为在他的国际事务概念中，他认为两者原本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他也相信，作为威尔逊主义的强有力的发言人，无论起受欢迎与否，都将在日后任何选举运动中成为有价值的资本。

　　罗斯福从威尔逊的悲剧性结局中悟出了一些对他将来大有裨益的心得体会。他对埃莉诺说：“我们应该有一些别的谈判条约的办法，现在这套办法不知已经失败多少次了……，照现在这样，由总统和国务卿去谈判和签署条约，等事情办完后再送交参议院，这种做法不对头。如果我来干，我将尽可能对参议院甚至整个国会做到推心置腹。我要使他们对原则问题承担义务，然后再在谈判中制订具体细节。这样就能有把握了。”罗斯福认识到，总统如何去同与自己充满敌意的议会打交道，将是一门高超的政治技巧。威尔逊总统失败的教训在于：缺乏政治灵活性，甘愿付出高昂代价而固守不合时宜的道德理想高地，拒绝妥协和撤退。他还清楚地记住了威尔逊曾经在某个场合讲过的话：

　　“要随和一点，要根据宪法的真正精神采取行动，要主动与参议院建立信任与亲密的关系，而不要祈求全部实现自己的计划，也不要以不是接受就是拒绝的最终形式向参议院提出这些计划；为了进行一些名副其实的协商和调解而不是挑战和竞争，在他的计划讨论之时，他要与参议院领袖保持彼此信任的联系……”

　　可惜威尔逊在同洛奇参议员打交道时，忘记了自己的这段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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