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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如前所述,新政在一开始并没有一贯到底的详细的计划,它是在具备了一个大体轮廓和意向性的原则方针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因时因地而制宜的试验性质的社会改良。它在历来大体遵循不干预主义的国家政府的发展史中无从找到可循可鉴的先例。但是,从理论基础及其哲学思想的角度而言,其中心主题和方向仍然是深深植根于美国的文明土壤和历史经验之中。以下摘录的出自罗斯福本人之口或之手的原话,将有促于我们更为深入和完整地理解新政的理论基础。它们均散见于公开发表的罗斯福新政年代的各种演说、公文、谈话、答记者问、咨文等文献中:

  ——我们运用实事求是的传统法则,一起度过难关。

  ——在坚决地扩张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依靠现实的推理而不是干巴巴的公式。

  ——我们寻求的是经济制度中的平衡;要对过去限制和妨碍了机会均等的许多其他弊端进行建设性的改革。

  ——民主政府就其本质来讲能够帮助人民抵御过去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灾害,能够解决过去被认为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是一条真理。

  ——我一直认为,我们近来经历的大部分困难,是在政治上未能掌握这种经济上互相依赖的事实的直接结果。

  以上5点充分地反映了罗斯福新政总的指导思想和哲学基础。在此大前提的指导下,新政的那些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举措,也分别具备了各自的理论基础和经济思想:

  (1)社会救济与福利制度——政府对于全体公民的福利负有一种终极的责任。如果私人之间相互合作共同努力,未能为那些愿意工作的人提供工作和为不幸的人提供救济,那末,那些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遭遇困难的人就有一种要求政府予以援助的权利;而一个名实相副的政府则必须作出恰当的反应。

  (2)以工代赈与经济复兴——鉴于美国人民的道德和精神气质不应被怠惰的麻醉剂所损害;工程应该遵循有用并有长久经济效益等6条基本方针。

  (3)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既然难为无米之炊,为了拯救银行和保险公司、抵押公司以及铁路,为了照顾成百万濒于饥饿边缘的人民,在今后几年内,政府将不得不大量借债;政府可以靠投资保持偿付能力;如果公债比国民总产值增加得慢,就不会出现崩溃;如果提高购买力,物价就会上升,销售的商品也更多,工资必须随物价上升而提高,这并不意味着不健康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

  (4)总统权力与政府职能——随着人类关系的日趋复杂,统治这种复杂关系的权力也须增强,即制止恶行和推行善政的权力的增强;主张私人主动性可以医治国家积弊的人,因种种自身原因而不能成功;我们不想让政府成为一个机械的工具,而是要赋予它充满活力的个性。

  这些文献表明,新政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如有人所谓的是凯恩斯主义,它有自己的哲学思维、理念及内在发展的逻辑。我国研究罗斯福新政的学界权威刘绪贻先生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都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产物,两者是不谋而合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两者也相互影响。”

  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罗斯福在1933年的第3次"炉边谈话"中表示,他不相信"万应灵丹",而相信人的共同行动和主观能动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力量。他明确地指出,“职业的经济学家们坚持事物都有其一定的过程,而人力是无补于解救经济病患的,对此我不敢苟同。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恰好知道,职业的经济学家们每5年到10年就要改变一次他们对经济规律所下的定义,而且长期以来都是如此。”譬如罗斯福上台伊始就在致豪斯上校的信中坦言相告,他正在被迫探求一条稳妥的赤字财政的办法;又如负责起草1935年银行法的埃克尔斯在并未同凯恩斯及其思想有任何接触的情形下,很早就产生了一些与凯恩斯相似乃至相同的经济观点。

  特格韦尔分析道:“为什么凯恩斯理论与富兰克林政策之间在学者们看起来是一种因果关系,这是因为:罗斯福生活于一种不仅是凯恩斯也是考虑同样问题的许多人创造出来的知识气候之中。从这方面说,他们都是异端、先锋。……富兰克林尽管没有读过原著,但他对这些变化是敏感的;而且由于他同智囊团对萧条的探索,他的敏感加强了。”凯恩斯通过信件、访问白宫、与罗斯福智囊团进行学术交流等方式,有效地不时将自己关于摆脱萧条的研究心得和"有效需求"的理论传感给对方,加强了罗斯福做他将要做的事情的意向。

  另外,不能否认的事实表明,1936年凯恩斯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参照和印证了新政诸多方面的具体实践,提炼和系统发展了新政人士的一些主张和见解。

  罗斯福在多次重要演说中,都曾向广大听众反复揭示并提请大家记取这样一个事实——1932年灾难性的大萧条和经过几年新政后的景观——两者之间的对比之鲜明简直无法同日而语,甚至连"崩溃前的那个黄梁美梦的繁荣的狂欢时代"也不能与1935年后的形势相提并论。”从1929到1933年,这个国家螺旋式地朝下滑——不断地朝下——一直滑到1933年3月3日整个文明结构完全陷于停顿。这是灾难深重、令人触景伤情的4年……在那4年结束时,我们国家及时采取了行动,美国扭回头来,又开始走向上升的道路。”1936年罗斯福要求政府各个机构的领导人员,把他们的成绩详细列表上报,以便竞选时使用,结果他收到的答复毫无例外地表明,新政在促进经济复兴、市场繁荣、银行信用坚挺、工厂繁忙、人民生活水平和环境保护有所好转等诸方面都起到了重大作用。

  罗斯福因此才得以自豪且证据确凿地向选民强调:几年来他至少使600万人有了职业;1936年的国民收入是1933年的1.5倍;自上任以来,工业产量几乎翻了一番;电力工业售出的电比任何时候都多;商业活动指数上升到1930年以来的最高值;公司利润从1933年的赤字变为盈利50亿美元。……总之,政府摆脱萧条所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且显而易见的。他进而畅快淋漓地针对胡佛1932年对他的攻击进行发挥道:“顺便说一句,在谈到经济的活跃,谈到进步和更大繁荣的时候,每次回到纽约市来,我总是到处寻找,寻找据说会在我们这个城市街头长出来的野草!"他在芝加哥甚至更加坦率地向选民指出,正是新政挽救了被拖到毁灭性边缘的私人利润和自由企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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