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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回顾以往的经历，我相信，上述的概括已经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虽然它受到了两党的指责。麦克阿瑟无视文明控制军队的原则；实际上也干涉了总统外交政策的实施。但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是缺乏自信和模棱两可的。这就是多年来，使麦克阿瑟备受挫折的根源。而他正是为数极少的、对亚洲有足够了解的美国领导人之一。他们看到不祥的力量正在亚洲发挥作用，我国则由于未能坚决反对这些势力而招来了祸殃。

　　麦克阿瑟致马了的信和他的军事辩护词，并不是他对华盛顿的决策的首次评论。后来杜鲁门说，他在八月初就已经考虑过撤掉麦克阿瑟朝鲜战场司令宫的职务的问题了。当时，这位将军曾经致函“赴外参战退伍军人委员会”，谈论关于保卫福摩萨的问题。然而，杜鲁门当时并未这样做，因为他不想“伤害麦克阿瑟将军本人”。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麦克阿瑟和杜鲁门政府的摩擦随着政府的政治需要而时起时落。给“赴外参战退伍军人委员会”的信发出后，他差点儿被撤职。仁川登陆胜利后，杜鲁门却又飞到沃克岛参加一次会议，其唯一的、明显的目的，就是搞出一张这位被围攻的总统和那位受人欢迎的将军站在一起的照片。联合国军第二次攻占汉城后，麦克阿瑟深信我方即将获得全胜，这成为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障碍。戴高乐在麦克阿瑟去职后的第四天的一次讲话中说过：麦克阿瑟是一位战士，“他英勇无畏的优点在被充分利用以后，剩下的又使人感到可怕了”。

　　最后，曾经宣称对麦克阿瑟个人的感情关照备至的总统，居然连招呼都没有打一下就撤了他的职。麦克阿瑟就此写道：“哪怕是一位勤杂人员、打杂女工或仆人，也不会被人这样不留情面地解雇。简直连起码的礼仪都不顾！”

　　麦克阿瑟和杜鲁门个人之间的纠纷，是朝鲜问题上的争论的最富于戏剧性的集中表现。但是，这一争吵也可以解释为持有优先注意亚洲问题的观点的麦克阿瑟与美国过分注重欧洲的外交政策之间的斗争。

　　杜鲁门对欧洲的政策——即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柏林空中补给线——是强有力和直截了当的。麦克阿瑟的亚洲政策却相当杂乱。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或朝鲜半岛僵持局面的存在预示着亚洲或东南亚其他国家将会落入共产主义之手的想法，对许多政府的决策人来说，似乎是太陌生了。不过，现在人们对它已经不再感到陌生。

　　大多数美国人对远东问题也是缺乏远见的，这也许因为他们的根是扎在欧洲的缘故吧。麦克阿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则是在亚洲度过的。许多人认为，他与亚洲人相处，比与他的西方伙伴相处更为自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他在菲律宾服役时，经常无视那种把菲律宾人和西方人隔离开来的、传统的“种族隔离”政策。三十年代，在他于马尼拉举行的宴会上，也难得看到几张白色的面孔。

　　现在，中国再次登上了世界舞台；日本的经济奇迹对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所造成的威胁也变得日益明显。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下几代人的世界历史，可能将是由东方的男女们来支配的。这一教训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记起1953年，我在担任副总统的头一年，就应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要求，用两个月时间访问了十九个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总统感到前任政府忽视了亚洲，并希望在作出可能会对亚洲有所影响的重大决定之前，能够得到有关该地区情况的第一手报告。一路上，我的夫人和我会见了几百位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和凡千位不同背景的人士。我们看到了该地区的巨大的潜力；同时也清楚地看到来自北京和莫斯科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共产主义的侵略的威胁。该地区的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属印度支那国家，缺乏有能力的领导来对付这些威胁，我们对此尤感关切。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访问和讨论使我确信，在今后的年代里，亚洲将会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部分，美国的政策应该尽量考虑到这一点。这就是我在访问结束之时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们国家所作的汇报的核心。

　　但是，一位副总统的一次访问不可能蓦然改变一个国家的态度。美国继续面向西方。我在1967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过：“许多人坚持认为建立一个大西洋轴心是自然的和必要的。但实际上基普林还是正确的：亚洲人民又是如此之不同，以至于美国只是表面上关心亚洲。”

　　半个世纪之前，麦克阿瑟就已亲自对远东作了一次调查研究，而且完全被它迷住了。他在1903年离开西点军校后，随他父亲视察了日本在亚洲的阵地和欧洲在远东的所有殖民地。

　　全部旅行花了九个月的时间，这是麦克阿瑟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这里住了将近世界人口的一半，可能还把一半以上的初级产品用于养活后代，”他后来写道。“照我看来，这是再清楚不过了：亚洲和它的前沿岛屿与美国的未来，事实上，还有与美国的继续存在，都是息息相关的。”具有革新思想的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当了三年校长（在那里，他命令挂出亚洲地图，使士官生们可以研究它们）。在他个人的历史中，有二十年是与美国在太平洋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30年起，麦克阿瑟本人对美国在东方的地位开始发挥影响。当时他是美国的陆军参谋长，负责使陆军和空军保持可随时投入战斗的状态。在和平时期，要得到足够的军事预算是一件相当棘手和困难的工作，在萧条时期就更难了。

　　1934年，在白宫发生了爆炸性争论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成功地劝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使他不再大幅度地削减防务经费。“当时我竭尽我的全部情感，置一切后果于不顾地劝说他。”麦克阿瑟后来这样写道，“我还向他描述了我们如果失去下次战争将会造成的后果：一个美国男孩躺在地上，敌人的刺刀戳进他的腹部，敌人的皮靴踩在他的喉咙上。他嘴里在咒骂着。我知道，他骂的这个人不是麦克阿瑟，而是罗斯福。”当他离开总统办公室时，军事秘书对他说，他“拯救了军队”；麦克阿瑟也被自己的大胆惊呆了，呕吐在白宫的台阶上。

　　1935年，麦克阿瑟返回菲律宾，掌管军队。当时，菲律宾是美国的一个联邦。象他的父亲一样，他认为这些岛屿对于美国太平洋地区的任何防务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在军事方面耗资甚巨的各种需求，却远远得不到满足。这是麦克阿瑟与他称之为“北大西洋孤立主义”——即华盛顿忽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沉迷于西欧的发展的做法——的第一次龃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直至结束之后，这类摩擦发生过多次。

　　虽然华盛顿终于在1941年给了麦克阿瑟较多的钱，但是菲律宾第二年还是落入日本人之手了。麦克阿瑟带领部队令人赞佩地撤退到巴丹半岛后，从柯里矶多岛的要塞向他的在奋战的部队许诺说，罗斯福正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但是，这些援助却被送到了欧洲。这使他怨恨罗斯福，并增加了他对“五角大楼小集团”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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