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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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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被占领国家的领导人，阿登纳的实际权力受到严格地限制。在处理与盟国和政府中的对手时，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的常识和他的顽强的、钢铁般的忍耐力。在谈判和辩论中，他习惯性的做法不是在一开始就去压倒他们，而是先听别人要说什么。当他最后讲话时，他用他冒险家的直觉回避对他不利的方面，而集中在他能够取得胜利的方面。 基本上，他之所以难以对付的秘诀就是基干事实，要有道理和作好准备。他全面地研究了议事日程上的每个专题。他很少闪失；他相信自己可以很快地，有力地对对方的论据作出回答。英国高级专员，伊冯·柯克帕特里克爵士说过阿登纳：“总是迅速地察觉对方防御上的任何薄弱环节，然后把他的矛头向着那里刺去。” 然而，除了运用逻辑这个冷武器外，他还有别的武器。当内阁会议遇到困难时，他有时会将辩论中断片刻，把一瓶葡萄酒传递一圈。在几怀酒和友好的闲聊之后，他再重新开会。那时，反对派实际上就不太坚决了。 阿登纳是一位名酒鉴赏家。他不仅喜欢他的家乡莱茵地区，而且也喜欢莱茵葡萄园的醇厚的葡萄酒。有时在午餐会上他会摆上一瓶莱茵葡萄酒或莫塞尔葡萄酒和一瓶波尔多白葡萄酒，但是他会把法国酒全部留给客人。约翰·麦克洛伊对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一次小型宴会上，他预备了他认为是一种他从美国陆军消费合作社搞到的德国餐桌上的名酒时，他发现阿登纳只喝了半杯。第二天他收到了这位总理送来的一盒“伯恩卡斯特尔多克托”酒，一种莫塞尔酒，一种世界最佳名酒。这正好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种酒，有时，我在白宫的国宴上也用它。 阿登纳最大的资本之一是，即使在七十多岁的高龄，他似乎也不知疲倦。他曾经告诉我，一位最优秀政治家是一位“能够坐得比别人更长的人。”如有必要，他愿意把会议一直延续到深夜，他耐心地坐着，直到一个接一个的昏昏欲睡的对手们同意他的观点为止。 像我所熟悉的每一位有成就的领导人一样，阿登纳在他所从事的每一项活动中几乎都是一名激烈的竞争者。如同艾森豪威尔一样，尽管他有着使人毫无怀疑的友好和随和的风度，在高尔夫球场上和桥牌桌上却是一名凶猛的对手，阿登纳最喜爱意大利的草地滚木球，但他从不让人。麦克洛伊是一名优秀运动员，年轻时是一名国际水平的网球运动员。他发现阿登纳是一名难以对付的竞争者。他告诉我，阿登纳打草地滚木球时，技术娴熟，注意力高度集中，即使在和好友一起玩时，他也决心要赢得胜利。他是不会同意俗话说“重要的不在于胜负，而在于风格。”阿登纳玩得公正，但是他总是为了赢过对方。 他的政治风格也是如此。如同邱吉尔，阿登纳也是一名卓越的议员。在1949年联邦议院会议上，他清楚地阐明了他的计划，表现出了他的另一种重要的政治技巧：有使自己的才智与幽默引而不发的能力。 作为十六年中德国第一次合法选举的获胜者所作的实际上是就职演说的时刻应该是严肃和庄重的。阿登纳知道，全世界都在注视着德国人是否已经学会如何成为民主主义者。但是在他的讲话中间，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对手们开始向他当众诸问。人们会认为一位像阿登纳那样真正自负的人会对会场气氛受到破坏表示气愤，认为像他那样无幽默感的人也许会十分冷淡地对话难者不加理睬。然而，他巧妙地击败了他们。当一名叫海因茨·伦纳的共产党议员讥讽地叫喊说，阿登纳的有关苏联部分的讲话是由“一名专家起草的”。阿登纳停了片刻后说，“赫尔·伦纳，你是一个爱妒忌的人广这句话博得了满场喝彩。 阿登纳的运用高压战术和政治上的短兵相接的本领使他赢得了冷酷无情的名声，而他对此似乎并无反感。一次，有人指责他横暴地对待反对派时，他有节制地反击说：“这不全对。”阿登纳和另一名前轴心国的战后领袖、日本的吉田产生了强烈的相互敬慕之情。这可能是由于他们俩人都是坚定地献身于民主这一事实促成的，而每人实际上都有一种一人说了算的嗜好。 不象有些人，阿登纳对报界向来是抱容忍的态度，但是他不甘被人愚弄，并且拒绝承担把一个坏问题作出好回答这种职业政治家的责任。他对一位记者大声喊道：“我会为此给你在外交业务上打不及格。” 在阿登纳当总理十四年中，盟军占领期延续了六年之久。 他经常对我说，如果没有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和四位杰出的美国人：迪安·艾奇逊，卢修斯·克莱，约翰·麦克洛伊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英明忠告及支持，他决不会取得他已经取得的成就。他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愿与盟国妥协，如果当这种妥协允许德国独立、经济恢复和与其他西欧国家一体化的目标得到进一步的保证的话。 象吉田一样，阿登纳知道与盟国间的合作距顺从相去甚远，虽然当他有时被某些特别不耐烦的德国人的刺耳的话所激慈时，他会说：“那么，他们认为是谁输掉了这场战争？”1949年，当他任总理前，在瑞士的伯尔尼向一个国际小组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对一系列占领政策进行了尖刻的抨击。他也说过德国人如果打算重建和保卫他们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需要有一种新的民族自豪感——他很注意此处未用民族主义一词。 在这次讲话后，许多批评家，包括同盟国首都的报纸生气地指出，同盟国面对着一个顽固不化的德国民族主义分子。但是阿登纳与了解他的军事管制者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改变，而他在同胞们中的声望提高了。他用勇敢的独立性，突出地表现出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种尊严对于德国人是巨大的鼓舞，他们亟不可待地要使他们的民族尊严得到恢复。 1953年4月的一个阴暗的、下着雨的早晨，我在华盛顿的国家机场上第一次见到阿登纳。他来华盛顿是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进行会谈。杜勒斯和我作为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在机场迎接。 由于两方面原因使这位总理的访问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从来有过一位德国总理访问过美国。实际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以来，阿登纳就是第一个德国官方的来访者。这次访问之所以重要还因为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仅仅八年。阿登纳在美国受到无论是政治领导人或广大人民的接待方式，都会表明不管希特勒还是纳粹所造成的仇恨心理已有缓和。 美国支持阿登纳的外交政策并不坚定。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建议，美国应该拒绝参加欧洲防务，如果我们与阿登纳的会谈是徒劳的或是不友好的话，那么这种孤立主义就会得到进一步抬头。在安德鲁斯机场的小型而又沉闷的仪式将是数百万美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的最初印象的发源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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