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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〇

　　赫鲁晓夫带我们坐在极其漂亮的白桦树和松树的天然伞篷下放着的那张长桌边，这些树都是在叶卡捷琳娜时代种的。桌子上摆满各式俄国的美味佳肴和软硬饮料。尽管赫鲁晓夫以喝酒有海量而出名，但他只略微饮了些伏特加和多种葡萄酒。他喜欢品尝佳肴和美酒。但是，正因为他出名的脾气永远是他的奴隶而不是他的主人，在这种场合下饮酒严格他说是为了取乐，而决不允许它干扰公事。在整个下午的会谈中他头脑极其清醒。

　　午餐开始时的谈话轻松愉快而亲切。正当上第一道菜时，米高扬副总理开始与坐在对面的尼克松夫人攀谈起来。她紧挨着赫鲁晓夫。这位苏联总理打断米高扬，并申斥他说，“瞧你这个狡猾的亚美尼亚人。尼克松夫人是我的客人。你就呆在那边！”然后，他用手指在桌子中间划一条线，并宣布说，“这是一道铁幕，你不能越过它。”

　　此间，我与赫鲁晓夫夫人进行了愉快的谈话，而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试图对她象个人财产似地加以控制。她有着她丈夫的那种旺盛精力，但丝毫没有粗鲁的地方。她对人友好的热情和她丈夫常常是粗俗的举止言谈形成对照。她有着高雅的兴趣爱好，诸如古典音乐、芭蕾舞、法国和俄国文学，都有见地谈论到了。

　　先上的菜中，有一道与众不同的美味佳肴，这是来自西伯利亚的冰冻白鱼。这道菜是供生吃的，鱼被切成了薄片，并拌有盐、辣椒和大蒜等调料。赫鲁晓夫劝我尝一尝，并说，“这是斯大林最喜欢吃的一道菜。斯大林说鱼把其利器插在它的脊骨里了。”赫鲁晓夫吃了双份，我也下定决心如法炮制来个双份。

　　几分钟后，正当撤盘准备下道菜时，赫鲁晓夫把外交上的闲聊突然转到军事方面。他吹嘘起苏联导弹的力量和精确性，列举导弹的有效载重量和射程的数据。然后，他几乎是经过事先考虑了之后小声地又说，一个月前，一枚机器失灵的苏联洲际导弹偏离轨道，直飞阿拉斯加而去。他说，导弹未载弹头，并且最后掉在大洋里，但假如在美国领土上坠毁的话，他耽心会引起一场风波。

　　为使谈话生动。赫鲁晓夫表演了一整套姿势，连铜管乐队的指挥也会为之倾倒。他常常迅速把手一翻，象赶走一只苍蝇那样，挡开别人的讲话。如果没有得逞，他便用粗俗的话打断别人。假如他感到听够了别人的议论，而期望听下面的话，常常不耐烦地两眼朝天看。当要加强讲话效果时，他把两臂伸直，把两手合成杯状，好象要让大家都看到他手中握有无可辩驳的真理。当他感到气愤时，就把两手伸过头顶一齐挥舞起来，好象告诫乐队要吹奏得更响些。

　　我问他由于导弹的准确性高，他是否用导弹替代轰炸机。

　　他答道：“由于导弹更为准确，而且不受人为的失误和人的感情支配的影响，我们几乎停止了轰炸机的生产。人常常由于情感的突变不能够把炸弹投掷在指定的目标上。而对导弹你就用不着为它耽心。”

　　他说，他为世界上的海军感到难过，除了潜艇，舰只简直是受导弹袭击的“坐着的鸭子”，在未来战争中只能“给鲨单当饲料。”我询问了有关他的潜挺计划。他回答说：“我们正在建造尽可能多的潜艇。”米高扬给他递了一个提醒似的眼色，并说，“主席的意思是，我们正在建造防务所需的潜艇。”

　　当我问到有关苏联水下发射导弹使用固体燃料的发展情况时，赫鲁晓夫自称不知情。他说，“啊呀，那是一个我无法讨论的技术性问题。”尼克松夫人表示了惊讶：还有什么题目是这位一人统治的政府首脑所不能讨论的。米高扬再次给他的顶头上司解围说，“甚至赫鲁晓夫主席有许多事要处理而忙不过来，所以，这就是我们前来帮衬他的缘故。”

　　于是，我对他说，他发表了那些有关军事实力的装腔作势，故意吓人的讲话，要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经过谈判签订持久的协议是不可能的。他好象同意要节制这种做法，但不到十秒钟，又自食其言。他说，他拥有导弹方面的优势，没有反导弹体系倒是可能的。然后，他笑着提到一段在英国流行的有关悲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的讽刺话。他说，悲观主义者说，只要要六枚炸弹就能把联合王国消灭掉，而乐观主义者说，需要九枚或十枚。

　　我转了话题，讲到苏联竭力颠覆非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我对他说，希望他不至于那么天真幼稚，以为美国并不知道克里姆林宫向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所发出的指示。然后，我指出他在波兰的一次讲话中，宣布了对世界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

　　他答道，“我们反对对个人搞恐怖，但是，如果我们支持另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起义，那是另外一码事。”他又说，如果“资产阶级”不和平投降，暴力革命也许就会是必不可少的。

　　我问道，“换句话说，你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是‘受控制的人’，而解放他们是合法的？”

　　他说，被剥夺自由的人这个词是个粗俗的词，一点也不“科学”。他又说，如果苏联人支持一次真正的国内革命，这不叫干涉他国内政。

　　我问他，苏联新闻界为什么赞同1958年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共产党领导的乌合之众对尼克松夫人和我所进行的袭击。赫鲁晓夫放慢了脚步，然后靠过身来，低沉而激动他说，“我们有一句谚语：‘您是我的客人，但真理是我的母亲。’所以，我将回答你提出的非常严肃的问题。你们是那里的人民发泄正义的愤怒的目标。他们的行动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而是针对美国的政策——针对你们美国失败的政策。”

　　我指出，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实力和革命者的热情两者一结合是危险的。我还说，如果他不能特别小心从事，事态有可能继续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我对他说，艾森豪威尔和他应当会晤，在互让的基础上讨论东西方分歧。我还强调双方必须作出让步。我说，“你说，美国一向是错的，而苏联决不会错的。那样的话难以取得和平。”

　　这一席话再次使他激动起来。他就柏林和德国问题发表了一通象连珠炮似的讲话，几乎长达一个小时。我无法插话。等他平静下来时，我力图弄清楚就他的立场来说是否还有谈判的余地。我问道，“假设坐在你对面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副总统，你的立场是否就这么固定下来而甚至不听一听总统的意见！”

　　赫鲁晓夫说，这是个“合理的”问题，但他只能用苏联无法接受这样的话来作出回答。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说，无论召开或不召开最高级会议，他决不允许西柏林的占领政权永久化。

　　他预兆不祥地暗示，如果他的条件得不到满足，两个超级大国间会出现对抗。

　　我告诉他，他不能指望艾森豪威尔总统只是为了在苏联建议书上签个名而丢出席最高级会议。他好象表示同意，就这样整个下午他第一次稍作了点让步。但他还说，他不能只是为了认可美国建议而去参加最高级会议。如果是那样，我倒不如去打猎和打野鸭子，”显然，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兴趣辩论下去了。看来，大家对此感到愕然。他马上站起来，表示午餐到此结束——午餐自始至终已经五个多小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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