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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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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把孔子的话当作权威加以引证，这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对周恩来而言，这又是完全符合他的性格的。他自小受到的教育，使他具有孔子所说的“君子”或治理国家的上等人所应有的品德——聪明、自尊、文雅、和蔼、果断和坚毅。 这些品德使周恩来在处理政治关系时大得裨益，也有助于他和竞争者们和平共处达半个世纪之久。一度曾任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说，周恩来在党内派别之争中能屈能伸，而且是一个成功的调和者。这主要因为他是一个“圆滑的人”，“属于处世随和，会交朋友，不走极端，总能适应生存环境这一类人。” 他具有的这种儒家精神的美德，也使他赢得中国人民对他的永久的爱戴。他是唯一获得了“我们敬爱的领袖”这个称号的社会活动家。群众对他的热爱，在中国的政治上也变成了一股绝无仅有的力量。这在他逝世时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的仪式上，江青这个极左分子无礼地拒绝向周恩来的遗体脱帽致敬。当电视转播这一镜头时，一群在电视机旁观看的广州居民喊了起来：“揍死她！” 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周选定的副手邓小平热情洋溢地称赞这位已故总理。这一讲话后来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极左分子在一张大字报里要求毛泽东谴责这个讲话，并说：“这个悼词必须撤消”。毛泽东当时虽然在政治上同情极左分子，但据说他这样回答：“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人民都是会反对的。周恩来的悼词不能改。人民不会同意改。”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使周恩来对一些残酷的事件习以为常。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有一种固定的看法。它的拥护者们相信历史最终将导致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他们的任务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由于他们这么看待自己，所以回避了对所有道德问题的考虑。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所犯的罪恶，都认为是难免的，是为了推动历史前进的。 然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当他们之间有了分歧时，问题也跟之而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也没有什么妥协的余地，有的只是暴力行动。在分歧中，双方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不管哪一方错误，它都是在“阻挡历史前进”。 罪行大的，往往招致杀身之祸。 周恩来在政策和政治问题上喜欢运用策略，而不是进行无情的压制。作为一位总理，他推行了广泛的经济改革，有些作对了，很多则是有害的，但都未引起任何社会动乱，不象他的政治对手们——他们以强迫的方式，经常进行过多过急的改革，反而招致社会的动荡。激进派要求在一千年内才能办到的事情在一个礼拜之内就要大功告成。周思来不顾他们的反对，始终如一地推动着循序渐进的现代化计划。 在中国政治上变幻无常的各种联盟中，周思来不动声色地行使着权力，而且收效颇大。他从未给他的同事们留下想要争得更大权力的印象。以得到毛泽东庇荫的强硬路线分子为核心的帮派形成以后，周思来虽然对这一伙人推行的新政策感到不是味儿，但他仍然能与他的对手们共事。在这种情况下，他韬晦以待，直至这个帮派陷于困境。这时，他的支持与否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他会立即转而加入奉行更加温和的路线的对立派。 但是，如果有人将党内斗争升级到采用暴力，周恩来也会跟着干。在宣布美中恢复外交关系后不久发生的一个不幸事件就是例证。当时，曾经担任红军领导人的林彪调集力量反对最高领导一事变得越来越明显了。周恩来和他的同事们竭力制止他。林彪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失败已经定局，马上登上飞机，企图逃往国外。在我和周思来的会谈中，他告诉我，林彪的飞机当时向苏联飞去，但在中途失踪了。他补充道，此后再也找不到那架飞机。说完，他一笑了之。 中国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许是周思来在当权的岁月里所面临的最严峻的考验。 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毛泽东就一直担心国家的革命精神和活动会逐渐消退，青年人会变得意志消沉。他认为，只有在大动荡中，才能使中国保持它的革命原则。他号召中国青年与旧的制度进行斗争，声称：“我们开始搞革命时，也只不过是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当时的统治者却是一些上了年纪、又有经验的人。他们比我们学问大，但我们掌握的真理比他们多。” 在那些年月里，许多青年人由于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和没有钱而备受挫折。他们带着一种复仇的心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将成千上百的学校和工厂付之一炬。哲学家林语堂将“革命总是吞噬他们的孩子”这一陈词滥调颠倒过来，评论道：“在中国，是孩子们在吞噬着革命。” 毛泽东的红卫兵含混不清的使命，就是要摧毁现有的政治秩序和官僚机构。作为总理的周思来正好居于这一机构的顶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近五十万红卫兵包围了人民大会堂，实际上把周思来软禁起来。周思来凭着他那种一向镇静沉着的精神，与来包围他的人进行了长达三天两夜的马拉松式谈判，渲泄了他们的不满，平息了他们的火气，使人群终于逐渐散开了。 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归来后，对我说过：周思来在谈到文化革命时，几乎隐藏不住他内心的苦闷。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周思来是为了实现建立平等的社会这一远景而斗争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也是一位想循序渐进地推行经济现代化的领导人。因此，他一方面赞同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又深知要在今后数十年内满足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和国防方面的需求，就必须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正象埃德加·斯诺所说，周思来是“一位建设者，而不是一位诗人”。当周恩来看到红卫兵的怒潮摧毁了他精心奠定的现代化基础时，他一定会感到非常的痛苦。 中国人怀念周恩来，可能是把他看作一位把党和国家拧在一起的伟大的调和者。然而，世界上的人怀念他，则是因为把他看作中国第一流的外交家。他是中国的梅特涅、莫洛托夫和杜勒斯。在谈判中，天生的灵活性、对国际权力斗争原则的熟悉和热切坚定的思想信仰这些品格集于周思来之一身，此外，他对外国情况也十分了解，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洞察力和极其丰富的经验。所有这些，使他成为当代最卓越的外交家。 在外交事务上，毛泽东给予周思来以相当大的自由和权限。1972年，在我和毛泽东的晤谈中，当涉及到特定的国际问题时，毛就对我说：“这些问题不应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会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上的问题。”因此，我后来和他的谈话虽然涉及到最高级会谈的议程的全部问题，但都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进行讨论的。最为有趣的是，在我和周思来随后举行的会谈中，周思来总是引用毛泽东的话语，以此作为他在谈判席上所持立场的指导原则。 中苏分裂和中美建交，是形成当前全球战略平衡的两大外交事件。周思来则是这两个事件的中心人物。导致中苏破裂的论战的起因，归结起来不外是哪个国家在共产主义集团中应居首位这个问题。作为第一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1917年起，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了，它死抱住自己的优越地位不放。中国可能已经成为第二个最大的共产主义国家，但毛泽东和周思来显然不甘心屈居第二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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