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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在中国的时候，无论是偏目幽远的道观，还是炮火隆隆满目疮痕的古城；无论是酷暑的重庆，还是严冬的兰州，他都欣然前往，不畏任何艰难险阻，不失其乐观、开朗、随和的品格。而且，不论是对蜚声中外的学者，还是偏远山区不求闻达掩姓埋名的道观观主；无论是学有所成的长者，还是有独到见解的年轻人，他都能谦虚求教，从中汲取营养，丰富知识，开阔思路，为SCC做了坚实的准备工作。

　　若干年后，李约瑟在1990年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受奖纪念讲演会上回忆起中学校长常常告诫他：“要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课题正是以广阔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例证。校长还经常说：“如果你能找到激励起自己执着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把它干好。”中国的科学技术史正是能唤起李约瑟执着追求的东西，李约瑟也实现了对这一课题深入、细致的研究。

　　看来，浓厚的兴趣，广阔的视野，锲而不舍地追求，无怨无悔地辛劳工作，处处留心、不耻下问的性格正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所有科学家成功的必由之路。

　　李约瑟在治学态度上具有可贵的独立精神，在SCC第1卷7章（中国和欧洲之间传播科学思想与各种技术的情况）引言中记叙了一件事情。40年前后，捷克汉语学家古斯塔夫·哈隆被李约瑟年近40而钟情汉语的精神所打动，为使他尽快掌握汉语，安排每周2小时，李约瑟去他那里讨论中国古籍《管子》。

　　李约瑟不仅没有苟同于西方汉学家的意见，他也没有附会中国学者的某些观点。在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讨伐声不断。

　　西方学者因为缺乏了解而持西方中心论。认为东方文化乃一片黑暗，无可学习，无可借鉴；可悲的是，中国学者出于某种政治原因，对万丈光芒的新中国新文化由衷赞美的同时，对旧中国旧文化的痛恨和贬低也就理所当然了。这时，李约瑟力排众议，撰文指出，中国学者的这种做法只能算是自暴自弃。中国具有灿烂光辉的文化传统，全世界人民都应该满怀虚心地向中国学习，不仅要向现代化的中国学习，而且要向历史上的中国学习。因为从中国人的智慧与经验中，我们能够获得许多医治现代病症的良药，以及推进今后全人类哲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在对道家炼丹术中内丹的评价上，李约瑟也表现了可贵的独立精神。他否认了著名心理学家容克的说法，他认为中国炼丹术中“内丹”并不仅是一种心理活动，最重要的是一种生理活动。指出：容克将“内丹”和西方的“灵魂化学”视为同出一辙，是极大的错误。

　　在SCC第一卷总论中，李约瑟也很明了地说道：

　　本书的宗旨应当是使所有这一切都摆脱不一的传闻和公认的看法的束缚。

　　在治学方法上，李约瑟善于将大量、详实的资料联结起来，他自己称之为“编织法”。为撰写SCC，他搜集了大量资料，为便于使用，在40年代电脑尚未普及的情况下，他制作了大量卡片。这些卡片分为几类，有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名词的，有关于科技史方面的人物传记的，有关于各类参考书目的，还有一类是李约瑟能随时增减改变资料的卡片。

　　而这些资料的来源主要有两个：

　　一是来自中国的原始资料。这里面主要是中文书籍，还有很少一部分抄件。前者比如《本草纲目》、《乐律全书》、《水经注》等等；后者比如在福建发现的造船手册，敦煌的道教及医学残简。另外，百科全书、史书中的关于科学、技术、医学、经济方面的记载。这比如《二十四史》。李约瑟大量占有资料，而且善于捕捉信息，以独特的角度观察问题。

　　二是间接资料。在SCC这样一个广阔领域里，单凭原始材料写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在尽量利用原始材料的同时，也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得到的第二手材料。

　　这间接材料主要是指中国科学史各个方面的一些专题论文，还有一些书籍的英译本。对于别人的译文，李约瑟与他的合作者必须在核对原书之后才加以采用。

　　而且在作出结论之前，李约瑟还要充分考虑日文、朝鲜文、越南文、以及梵文、乌尔多文、波斯文、阿拉伯文、希腊文、拉丁文等等一些东半球及其他地区的语种。

　　另外，画像、图片也是李约瑟文献的一个来源。

　　墓碑、庙碑、栋梁上的画像、图片，以及书中的木刻插图都能够帮他解决问题。比如，早些年一直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船尾万向舵究竟是哪国的发明，就是李约瑟和鲁桂珍在参观广东博物馆时得到的答案。他们看到了一具汉墓中出土的明器陶船上有个小小的舵楼，从而证明了中国最早发明的论断。由此，考古学发现也成为李约瑟重要的资料来源。李约瑟访华时，总要去考古研究所访问，十分重视考古学的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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