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将军传(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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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一

这里是大使馆的主要办公楼。山顶上是使馆的主楼和大使官邸，名为“大房子”，这是一个通常用于州立监狱的名字。这个名字一直保持到美国大使，富有贵族气质并且博学多才的约瑟夫·G·格鲁1941年离任时为止。他和他的前任一样用英裔美国人上流社会的繁杂而保守的风格把邸布置得非常舒适，而且在其中摆放了许多他自己的古董。　　麦克阿瑟搬进“大房子”以后，便派人把琼和亚瑟从马尼拉接来。麦克阿瑟只带了一个未携带武器的副官在机场迎接了他的家人。当他们没带任何警卫驱车进入市区时，琼有点惴惴不安了。这个地方令人毛骨悚然，街道上几乎没有一个行人，破败的楼房好像会发出慑人心魄的尖叫声一样。“安全吗？”她问道。他微笑着低头望着她说：“当然安全啦。”但尽管如此，琼还是提心吊胆，直到汽车开进了使馆的大门，看到了高大的美国宪兵戴着一尘不染的白色钢盔和手套时，她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放下心来。　　麦克阿瑟与琼和亚瑟重新团聚后便恢复了与以往大体相似的日常生活，但是带着第一大厦那特有的舍我其谁的优雅。他早上7点起床，穿着睡衣和亚瑟、琼一起吃早餐。早餐过后，他就在自己的卧室里做一些柔软体操，亚瑟的“布莱基”、“布朗尼”和“尤基”3条狗会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它们似乎像他一样对待这种早锻炼的老习惯一丝不苟。他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读报，然后大约在上午10点30分前往“第一大厦”。　　他驾驶着他那辆从菲律宾带来的，战前就有的“卡迪拉克”V－12型轿车。车上插着两面小旗，一面是俗称“星条光荣”的美国国旗，另一面是带有五颗银星的红旗，汽车牌照上写着“l”。开往第一大厦的路长两公里，穿过东京市中心。他在路上时，这条街上的交通停止了，大使馆和总部之间的所有红绿灯都为他变绿。如果按法定限速开车的话，那么汽车跑完这段路不会超过10分钟。而麦克阿瑟则要不折不扣地花掉20分钟。这位将军似乎热爱着待在车里的每一刻，他舒舒服服地靠在褪色的灰色软座上，自得其乐地哼着歌，望着窗外缓慢而义无反顾地移向身后的城市。他的副官担心他在街上这“丧礼进行曲”般的游大很容易让人把他撞翻。日本政界中暗杀的事件并不比美国少，但麦克阿瑟对此满不在乎。有一段时间他上班时由一辆载着二三个宪兵的吉普车护送，但是他从不喜欢被人护送，几个月后，他下令停止护送。　　第二天，他的车在上班路上坏了。与他同行的副官挥舞着旗子示意一辆过路的吉普车停下来，开车的是一位年轻的下土，副官命令他带麦克阿瑟去第一大厦。这位下士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你有什么顾虑吗，孩子？”麦克阿瑟问道。　　“是的，长官，因为您不认识我们少校。” 　　“你觉得如果我给你找个理由会有用吗？” 　　“是的，长官，如果您能写个东西就行。否则，任何人——特别是我们少校——都不会相信我迟到的理由。”麦克阿瑟给少校写了一张便条，从此以后又只好被人护送了。　　在将军每天上午的必经之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个清道夫。每当他看到“卡迪拉克”车开近时便转过身去。在日本这是当天皇路过时平民所应该做的。但是天生具有民主意识的麦克阿瑟却渐渐被这种做法激怒了。一天上午，他叫司机停车，然后他带着一个会日语的副官走下汽车。他让副官告诉这位一个劲儿地向他鞠躬的清道夫，美国的习惯是当两个人相遇时，要面对面打招呼。从此以后，每当“卡迪拉克”驶近时，这个日本人便停止清扫，把笤帚扛在左肩上，啪地一声用右手向他敬个礼。而麦克阿瑟也微笑着还礼，并友好地挥一下手。这是迈向民主的一小步。　　他每次到第一大厦，都会遇到数百日本人，他们个个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和几乎令人脸红的必恭必敬。他也喜欢这样。1点30分他按原路返回，与琼一起共进午餐。下午3点左右他小睡一个小时，然后在4点到5点期间再返回第一大厦，他将在第一大厦一直工作到处理完所有案头工作，而这些文件往往要让他工作到晚上9点。晚饭通常在办公室解决，一些咖啡、巧克力糖和一支菲律宾雪茄就打发了。　　偶尔他也请客吃饭，通常请的是他的某个幕僚，如反谍报部长埃利奥特·京普。美国陆军的反谍报工作是对日本政客和其他人进行监督。他们窃听电话、拆看信件、雇佣密探。索普掌握着许多日本公务人员的丑闻，甚至还掌握着被派往东京的很多盟军军人和外交官的丑闻，就像是为了公平交易似的。在整个晚饭过程中索普讲述着有趣的花边新闻，告诉他在繁荣的外表之下到底掩藏着什么东西。麦克阿瑟听得入了迷，有一天晚上，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把他逗得哈哈大笑。“索普，我该不喜欢你的良心！” 　　晚饭过后，他通常和琼看电影。这种时候麦克阿瑟会穿上那件他的30名仪仗队员送给他的签有他们名字的真丝吸烟衫（为旧时男子吸烟时穿着的宽松衣服——译者注），坐在前排柳条摇椅的正中位置，点上产自菲律宾的花冠牌雪茄烟，并再看一部关于牛仔、或是印第安人或是边境上的美国陆军的电影。这些西部片是根本不能反映现实生活的。是一个被剪掉了不良的内容，经过了美化修饰、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英雄故事，是一个浸泡在浓浓的蜜糖中的蜜饯——而他，一个成长于那些尘土弥漫的营地中的美国陆军臭小子，完全可以开个系列讲座，来介绍所有这一切是多么的虚假而不可信。然而，不。真正吸引他的是电影中浪漫故事。历险以及掩藏在平凡的现实之下而超越现实的神圣精神。真正有意义的是它对美国的理解像史诗一样。　　他的另一项消遣是追踪西点橄榄球队的赛讯，这一乐趣在战争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麦克阿瑟迫切地希望这能成为一个转折点，美国陆军成为能源源不断地提供能量的发电站，就像圣母玛利亚和俄亥俄州。每逢足球赛季，他每个星期一都会用几个小时的时间研究报纸上关于星期六比赛的报道。他分析完这些报道后立刻写出一封长长的电报或更长的特快信寄给瑞德·布雷克，告诉他球队哪儿搞错了需要改进。“纠正这些错误！”他写道。　　1948年以前，每个队员都要能攻能守。然而一种更自由的替换规则改变了这种局面，令麦克阿瑟大喜过望。现在队员们各有分工。他不无兴奋地写信给布雷克，“这样一来，比赛战术越来越趋同于真正的作战战术的发展了。”次年他在新赛季伊始时给橄榄球队发去了一封鼓舞人心的电文：“我从远东写信只想告诉你们一个想法，一种观念——从澳大利亚到东京的所有登陆场上都用红色写着：一切都无法代替胜利。　　他不参加晚会和官方宴会。其他社交活动能不参加就不参加。来访的贵宾有时被请到使馆出席盛大午宴，贵宾的座位与他自己的座位相邻或相近，他用他的彬彬有礼、翩翩风度和一大堆有趣的故事热情地款待他们，但仅仅一个小时。他出席别人举办的宴会时也同样如此，顶多1个小时。他公开说，他的这类职责是最令他厌烦的，而他说得可能没错。　　他到达东京时小亚瑟已将近8岁。麦克阿瑟对他的幕僚说，他的儿子不会去上学，而是继续由可敬的吉本斯夫人教育。他坚持让这个孩子过一种“正常”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不会过一种强制性发展的生活而成为一个天才。麦克阿瑟对一个正在成长的男孩的正常生活的理解是很奇怪的，不可思议的。　　早餐时间是小亚瑟一天中唯一能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而父亲年龄太大，工作又太忙，无法为他做一个男孩需要父亲做的许多事情，如教他怎样打乒乓球的孤圈球、带他去钓鱼、玩逮人游戏、在车库的大门上装上篮框打球、帮助他做家庭作业、当他摔倒时把他扶起来，等等，成为一个可以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人而不是一个让自己只能远远地崇拜他的神。小亚瑟在午饭时很少能见到他，而当这位将军回家吃晚饭时，他已经上床睡觉了。　　亚瑟不仅仅非常缺乏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也没有同龄的伙伴。大约在东京的第一年中，很少有美国孩子能和他一起玩儿。后来，被派到盟军最高司令身边工作的军官也把他们的家人接到东京来了，周末，他们的孩子们被带到使馆与小亚瑟玩。但是，当他们去上学时，小亚瑟就由家庭教师私人授课。他的父亲管着他们的父亲，因此他们被带来就像是为了让他高兴。显然他们事先会被告知：不要乱讲家里的事，不要学说爸爸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他们要随时保持衣着整洁、彬彬有礼，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把手放在“小王子”身上。这样的活动风险性实在太大。真正的男孩子去过一次后，肯定会拒绝再去的。　　亚瑟的多数伙伴不是小孩子而是一些上校们。他从来无需费力地让别人接受他，也不需要面对与人交朋友时会遇到的挑战。这与麦克阿瑟本人的童年时代大相径庭。当麦克阿瑟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总是跟人打架然后哭着回家。他的母亲仔细查看他的伤口和瘀血的地方，确定他的伤不要紧后便叫他出去再打，直到打赢为止。　　如果麦克阿瑟能早一些当上父亲，他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儿子。然而，现在却不然，要是小亚瑟被磕伤或是擦伤了，这个当父亲的就会暴跳如雷。这孩子到东京后不久，有一次滑冰摔伤了胳膊，麦克阿瑟表现得歇斯底里。亚瑟住院期间，他一天要去看望5次，并在医院设了荷枪实弹的岗哨，还命令医院做了10多次X光透视，他仔细研究了每一张X光片，盟军最高司令的职责则被搁到一边。“将军既不赶约又不能做他的工作，”他的军事秘书说。用他另一个参谋的话来讲，“将军真是疯了。”小亚瑟身体康复后，他就再也不允许他去滑冰了。　　小亚瑟没有同龄的亲密朋友，他被成年人所包围，无论去哪儿都有大人陪着，而他的言行举止也不得不像个小大人儿。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有父母不知道的小秘密。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麦克阿瑟不给他的儿子任何空间。他对小亚瑟几乎宠爱到令人窒息的程度，但同时又忽略了小亚瑟自己的需要。在这方面，他虽远非绝无仅有，但在本世纪头50年中，麦克阿瑟可能是惟一的一个自认为这很“正常”的人。　　到1945年末以前，麦克阿瑟在大使馆和第一大厦可谓安居乐业。他和他的家人居住在这条中轴线的一端，而总部大部分兢兢业业的参谋们则挤在另一端，他再一次蜗居于一个小世界里，一个与世隔绝的怪圈、一个完全在他控制之下的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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