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阿瑟将军传(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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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五

艾森豪威尔是对不止一次宴会作出良好评价的为数不多的来宾之一。琼与这位将军为他主持了一次正式宴会。宴会一结束，麦克阿瑟便将其他客人送走，把艾森豪威尔带到大使馆的书房。他们在那里叙旧谈心。他们亲热地争论着两个人中哪一个该人主白宫，为此谈了一个多小时。艾森豪威尔对麦克阿瑟说，他绝对要争取1948年共和党提名。麦克阿瑟则坚持说，“我年事已高”，他鼓励艾克竞选总统。他们围绕着这个主题一直谈到了凌晨1点。竞选总统的想法对两人都颇有吸引力，然而他们都不打算在对方面前承认这一点　　两年后，当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任期即将期满时，他再度想到麦克阿瑟。这位陆军首脑在即将卸任并准备退休之前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给他过去的恩师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再过20分钟我就要离开参谋长？职了。在这一时刻，我写信给你一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在我的陆军生涯中，我在你直接领导下的时间比任何人都长。二是因为有些记者一直在设法证明你我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接着他向麦克阿瑟保证，他尽力纠正记者们的误解。“我告诉他们，我希望你像我一样珍惜我们过去的友谊。” 　　几乎可以肯定麦克阿瑟是珍惜这份友谊的，然而他是否像艾克那么珍惜却值得怀疑。对其他军人，如果他的经历中没有加入火药的气味与惨死的景象，那么麦克阿瑟对他的尊重就决不会是完全的。艾森豪威尔从未上前线打过仗，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射击过，也从未被别人击中过。这一直是艾克本人的痛处，他看起来也羡慕其他打过仗的军人。因此，麦克阿瑟尽管喜欢艾森豪威尔这个人，并承认他的参谋工作干得很出色，但作为？个军人无法打心眼里全面地钦佩他。艾森豪威尔知道这一点。如果他看不透麦克阿瑟的心思，他就决不可能与麦克阿瑟如此亲近、如此长久地共事。他们的关系从来就不是真正平等，这倒不是因为艾克一度在麦克阿瑟手下工作，而是因为艾克从未能佩戴上一枚因为英勇杀敌而被授予的奖章。麦克阿瑟对鲍尔斯说，“他绝没有在欧洲打过伏，他让手下的将军们在战场上为他打仗……幸好他有巴顿将军”。　　在日本时，考特尼·惠特尼是与麦克阿瑟关系最密切的军官，他接近麦克阿瑟的机会比其他参谋接近他的机会加在一起还要多。惠特尼有预备役军衔，他就像大多数预备役军人那样，他服现役的历史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了。但麦克阿瑟很快将他召回，委任他为现役军官，并给他晋了一颗星。他五短身材，面似满月，有人曾把他的模样描绘成“活像一头长着小胡子的猪。”惠特尼为麦一克阿瑟倾注了全部心血，任何人无法与之相比。他对麦克阿瑟的崇拜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说都令人感动，甚至有那么，一点点奴颜婢膝。他与麦克阿瑟关系无论多么亲近，他都还想更亲近一些。他甚至虚构了一些两人共同经历的往事。　　例如，惠特尼说，麦克阿瑟在莱特湾登陆时曾把惠特尼的怀表装在他的衬衣口袋里。而仔细研究麦克阿瑟那张涉水上岸的照片，不难发现在他左胸部的口袋里的确有一样东西——他的烟盒。惠特尼没有参加林加延湾登陆，这是一个令他痛苦的事实。他弥补这一缺憾的办法就是将一张麦克阿瑟在林加延湾涉水上岸的照片加以修改。把自己的头粘在了麦克阿瑟的一位副官拉里·莱尔巴斯的苗条身体上。他喜欢在客人面前展示他的这张假照片，并回顾那段伴随在麦克阿瑟身边涉水上岸打回吕宋的情景。他知道麦克阿瑟十分珍重打过仗的军人，因此他甚至声称有人提名授予他荣誉勋章。这是一种臆想，就像大多数欲望导致的臆想一样，有点可悲。　　1945年底，当莱尔巴斯回美国重新开始自己的记者生涯后，劳伦斯·E·邦克上校接替了他的职位，邦克上校高大英俊，举止优雅，曾获得哈佛大学法学学位，持极端右翼的观点，这使他后来成为约翰·伯奇协会（美国一极右政治组织，成立于1958年——译者注）的副会长。邦克到达盟军最高司令总司令部后不久，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他决定对麦克阿瑟会见外人的安然严加控制。他通知总部全体人员，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与“将军”见面。邦克的备忘录还墨迹未干，惠特尼就来敲麦克阿瑟办公室的门了。他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道：“本人辞去总司令部内的职务。考特尼·惠特尼。”麦克阿瑟伸手去取火柴，好像是要点烟斗似的，他琢磨着怎样应付这一事态。结果他接过这份辞呈，把擦着的火柴放在纸的底边，这张纸顿时燃烧起来，他把它扔到办公桌边的钢质废纸篓内。“考特，这个门随时都为你敞开着。”只有惠特尼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候直接见麦克阿瑟，其他参谋对他享有的这种特权十分嫉恨。　　麦克阿瑟让惠特尼掌管整个占领机构中的最重要的部门，即政府处。惠特尼精明而勤奋。他的最大天赋是能够了解麦克阿瑟的思路，从他的上司有时作出的精辟话语中透彻了解他的真正需要。麦克阿瑟周围的人都对他很有感情，十分忠诚。惠特尼与众不同之处并不是他十分忠心耿耿，而是他对这位将军的思想有深刻的洞察力。他可从这位将军的自言自语中了解他的真正想法，从那些不确定的措词中了解包含在其中的他已作出的决策。　　惠特尼接受过律师训练，并且也很想当律师，他喜欢踉人辩论。他曾对一位民事官员说：“我盼着能有一个中尉闯进我的办公室，敲着我的桌子说，真要命，将军，如此这般的指示真是荒唐透顶，您打算让麦克阿瑟将军批准这种指示简直是脑子有毛病了！”这位民事官员对此惊诧不已。　　1946年1月，查尔斯·E·卡迪斯中校到来时，他基本上如愿以偿了。在战争后期，美国陆军在一些一流大学培训了成千上万人来管理美军当时正在解放的大片地区的事务。给麦克阿瑟分配了数百名这类民事官员，然而麦克阿瑟却决定几乎完全由日本政府来实施占领政策，从而显著降低了民事官员的重要性月他们所受的培训本来是要他们在管理占领事务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结果却发现，与在第一大厦办公的军事人员相比，他们的作用也就跟门卫一样。只有少数民事官员被允许处理一些重要一点的事务，而在这些少数走运的人中，卡迪斯显然是位使者。　　卡迪斯也是哈佛大学法律系毕业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在财政部当了5年法律总顾问助理，战争期间从步兵学校与利文沃斯毕业，后来参加了进入法国南部的军事行动，最后成为民事官员。他期待并希望在欧洲找到一个职务。他所听到的关于麦克阿瑟工作班子的一切似乎令人作呕——一伙庸才对他们那位名不副实的上司极谄媚之能事，他们互相倾轧就为的是在这位上司的宝座腿周围找个更利于卑躬屈膝的好位置。卡迪斯对盟军最高司令总司令部看透了：活像“一个错综复杂的拜占庭式大院”。　　尽管他很不愿意，他还是被派到了日本。卡迪斯终身都是民主党人，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坚定不屈正是惠特尼苦苦寻觅的，他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守口如瓶的人。麦克阿瑟与吉田茂等保守派有很多共同之处；吉田那时是日本的统治者，掌管着日本很多事务，而卡迪斯则带着自由主义者的偏见看待他们。他了解统治阶级这种社会产物，他们是大财阀和反动分子的结合体，他们的主要兴趣就是以牺牲日本普通百姓的利益为代价，保存自身的权力与特权。　　麦克阿瑟与惠特尼不但没有因卡迪斯信奉新政而恼怒，反而对此十分高兴。他们已经发现，并认为拟订占领政策需要一种基本的平衡力，这种平衡力既不硬又不软，既不是太自由主义的，也不是太保守的。　　将日本那样的一个非西方的军国主义的极其保守而又恐外的国家变为反军国主义的议会民主国家尚无先例。在最初大举推行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同时吸收了西方文明的很多最糟糕的东西，其中包括战争的工具、帝国主义的专横态度、政治宣传机器，而把精华撇在一边。麦克阿瑟的责任是迫使他们或说服他们接受下述观点，即日本未必要靠掠夺邻国而成为富国，日本未必要武装到牙齿才能确保安全。　　在将日本解除武装之后，麦克阿瑟着手在日本实现民主。吉田茂等日本政治家极力向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已成了一个民主国家，只是由于大萧条才导致军人执政。吉田茂还告诉他为什么从本质上说日本是一个民主国家。　　然而事实表明，日本并不是像美国与英国所了解的那样的民主国家。20世纪初，日本仿效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一些皮毛，但在日本仍然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各类自愿组成的协会来进行社会变革的游说话动，人权和公民自由得不到保证。妇女的选举权也只是一纸空文，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阻碍着妇女们参加选举。　　如果日本确实是一个民主国家，军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掌管政府。麦克阿瑟想向日本引进一些日本所缺乏的政治与经济因素。让妇女不仅获得选举权，而且能运用选举权。日本的男性成年人口有将近70％是佃农，他们完全依赖于肆无忌惮、狂妄自大的地主阶级。他想实行土地改革。有组织的劳力由政府统管。他打算改变这种局面。此外他还打算实行新闻自由。　　明治宪法是麦克阿瑟实现这些目标的道路上的拦路虎。明治宪法是1889年通过的，它是那些主张改革与西化的人制定的，然而日本的三朝政治家与军人都利用了这部宪法固有的缺陷。在麦克阿瑟决定依靠现有政府时，他或多或少承认明治宪法下的政府的合法性，然而数周内他意识到至少要在两个方面对这部宪法加以修改：政府的权力基础必须是人民权力至上论，而不是神的意志；天皇必须从天赋皇权的神转变为立宪制君主。　　1945年7月同盟国的领导人在波茨坦会晤时颁布了一项宣言，对作为战败国之一的日本详细规定了各种要求。这些要求的意思是要求日本建立一个现代的、能可靠地实现民主的政府制度。日本政府已接受改革宪法的要求，并于1945年10月设立一个委员会来提出有关建议。经过3个月的研究之后，委员会主席打算出台一份报告。从报告看，天皇的现状未受到任何触动，而且基本上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承认人民的权利。麦克阿瑟所代表的同盟国的大多数政府向他施加压力，要他对日本人采取较为强硬的路线。美国国务院也在对他施加压力要他实施更深入的变革。他派人去叫惠待尼，问道：“那么，我有极修改成文的宪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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