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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这时欧洲大陆上到处都在迫害革命者，有一些革命者逃到英国来了。他们都是一小批一小批的，既没有钱，又不懂英语。来自欧洲各个国家的都有，既有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又有波兰人、法国人。在伦敦的德国人增加到300人，基本上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他们找工作往往碰壁。马克思和他的朋友，在他们本人受着穷困煎熬的同时，组织了一个伦敦救济委员会，作出了革命团体的好榜样。

　　马克思写出激动人心的号召书。他和同志们为了筹集必要的生活费用整天奔波于伦敦街头。

　　眼看怀孕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和琳蘅于9月15日就要到伦敦来，钱几乎没有，他迫在眉睫的还要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

　　钱，这个既可爱又可恶的疯狂的魔兽，一时以其光环炫耀于人，一时又以其“铜臭”被厌弃于人。马克思不由得不好意思地想起了这之前给几位朋友写的“要钱”信：

　　6月7日，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谈了德法两国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简单、直率地向他提出：

　　“你必须设法在什么地方给我弄些钱；你知道，我为了履行《新莱茵报》的义务已经把最近的收入用光了……”并在“给我弄些钱”的下面打上着重号。

　　7月13日，马克思不得不写信给魏德迈说他的妻子在巴黎已一文不名。他问是否可以争取他关于蒲鲁东的书（《哲学的贫困》）出第二版得到一笔预支稿费，这本书在布鲁塞尔没有全部卖掉。

　　使情况更糟的是：法国政府把马克思看作危险人物，禁止他在巴黎居住，并勒令他住到布列塔尼半岛偏僻、又有碍健康的莫尔比昂省去，还规定在那里不得擅自离开。

　　往往这时，马克思经过片刻的绝望之后又会重新振作起来。1849年8月23日他马上给恩格斯写信谈他的新计划：

　　“……我要离开法国。

　　“去瑞士不给我护照，所以我必须去伦敦，而且就在明天动身……

　　“此外，我在伦敦创办德文杂志有肯定的希望……

　　“所以，你必须立即前往伦敦。

　　“我肯定对此抱有希望……”

　　“希望在哪里？……”马克思一时又在责怪自己经济上的无能，“妻儿子女到伦敦来了怎么办？看着我的满脸鬓须能饱肚吗？”

　　于是，马克思在9月5日给诗人弗莱里格拉特写信：

　　亲爱的弗莱里格拉特：

　　我只给你写几行字，因为四五天来，我生了一种类似轻霍乱的病，感到非常软弱无力。

　　我的妻子来信，要我告诉你已收到你的信和所附的100法郎。你想想巴黎的警察多么卑鄙：他们连我的妻子也去打扰；他好容易获准在巴黎呆到9月15日，即我们所租房子到期的日子。

　　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

　　另一方面，我有一切希望在这里办一个月刊；但是时间紧迫，而且头几个星期困难特别大。

　　燕妮来了。马克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她安排在一家贫困的家里寄宿，一面继续疲于奔命，四处奔走，以求找到一个较为方便点的住处，因为燕妮产期已近。最后他在简陋的切尔西街区的安德森街4号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住处。11月5日，燕妮生下一男孩，取名亨利希·格维多。

　　这时马克思一家又正面临着严酷无情的冬天。燕妮在1850年5月20日给魏德迈写信谈起了艰难的处境：

　　……我的丈夫在这里被日常生活的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的、清醒的、冷静的自尊感，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亲爱的魏德迈先生，您知道，我的丈夫为了报纸曾经作了多大的牺牲，他拿出了几千现款，而当成功的希望几乎没有了的时候，他却成了报纸的所有人（好心的民主派硬叫他这样干的，否则他们自己必须负担债务）。为了挽救报纸的政治荣誉，为了挽救科伦友人的公民荣誉，他挑起了一切重担，卖掉了自己的印刷机，交出了全部收入，临行前还借了300塔勒来偿付新租的房舍的租金，支付编辑的薪金等等——而这时他已经是被驱逐出境的人。

　　您知道，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东西。我到法兰克福去典当了我们仅有的最后一点银器。在科伦我托人出卖了我的家具，因为衣物和其余一切东西都有被查封抵债的危险。当倒霉的 反革命时期到来时，我的丈夫到巴黎去了，随后我带着我的三个孩子也去了，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在巴黎安身，又被驱逐了，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也被禁止在那里继续逗留。在他之后我也渡过了拉芒什海峡，过了一个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要了解伦敦以及这里的情况，才能知道抚养三个孩子和生育第四个孩子多么不容易。单房租一项我们每月就得付出42塔勒。这一切我们只能用当时我们自己所有的钱来支付。但是，我们为数不多的钱在出版《评论》时已经花光了，虽然订了合同，钱还是拿不到，即使拿到了，也只是零星小数，因此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十分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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