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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第十二章 6年磨难

  1850年底以后的6年,马克思一家先后搬到伦敦贫穷的索荷区第恩街64号和28号,低矮、阴暗、潮湿的两间一小厨。

  钱,把这一家政治流亡者困得几乎趋于绝境。马克思在这里创办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学评论》期刊每期印刷2500份,因政治理论刊而很难以发行,他只是凭借经常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获取少量的稿酬,每篇文章的稿费很少超过20马克。“美国佬”给“欧洲人”的稿酬低,马克思也知道自己在受洋人的剥削,但是除此没有了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有这样才能把他的思想传播到美洲,凭着这点稿酬,全家人过着极低下的生活。

  这一年,连这一点仅有的小溪流也被堵塞了。民主主义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出版家德纳不再刊登“马克思”的文章,而一直把马克思的所有文章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因为这个原因,马克思的名字当时在美国很少有人知道,因此他几乎不可能很快找到另外一家报纸发表他的文章。

  马克思对德纳的行为非常愤慨,坐在书房里干着急,因钱的困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对付人家,就也只好如是作罢。

  肝病开始折磨着马克思,燕妮的健康也受到损伤。这时,8岁的埃德尔在贫困中死去,他是马克思和燕妮在5年内失去的第三个亲骨肉。

  “母亲伏在死了的孩子身上啜泣,琳蘅站在一旁呜咽,非常激动的马克思断然拒绝任何安慰……”

  这时,马克思只好向恩格斯写信,“如果你心情好的话,请写几句给我的妻子,她已完全失常了。想不到,这个不幸的孩子成为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

  恩格斯除写信和来看望安慰外,为了这一家人的生活,他只好又去了他讨厌的父亲的工厂里去工作。他在曼彻斯特通过邮车给马克思汇钱和送给他所需要的东西,信中还经常抱怨马克思隐瞒自己的困难不向他明说。

  面对生活上的绝境,马克思不得不向恩格斯坦白地承认:

  “我在图书馆的工作本来早就可以结束,但是,间断太多,阻碍太大,而在家里,由于一切总是处于紧急状态,并且流不尽的眼泪使我整夜烦恼和生气,自然干不了多少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我的妻子。主要的负担都落在她的身上。实际上,她是对的,工作应该比婚姻更多产。尽管如此,你该记得,我生来就缺乏耐性,甚至有些严厉,所以常常不够冷静。”

  一段时间,马克思连去英国博物馆研究和查找资料也去不成了。他却还风趣地说:“一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他又说:“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两个星期,我每天不得不奔走6小时找那倒霉的6个便士,为了能往牙齿上放点什么……”

  就连很少的稿费也断流了。这个绝望的时候,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的回信中说:“这些美国佬简直是非常可恶的家伙,看来,《论坛报》的先生们认为,他们已经把你像柠檬一样挤干,现在可以去挤另一个人 。2月初我特给你寄5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字。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5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

  马克思把信中的这几行念给燕妮听,燕妮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她说:

  “他之所以干这个不喜欢的职业,完全是为了能够帮助你,他是多么喜爱研究哲学或文学啊!”

  马克思也流出了热泪,藏进浓密的胡须里……他曾经还最担心燕妮,这个贵族家庭吃鱼、吃肉、穿红、戴绿的小姐,也同他一块在艰难得如同乞丐般的生活里拖过来了。要不是有她,要不是恩格斯,还有琳蘅,他的一家早就得散伙,甚至饿死了。

  这些年里,伦敦的政治流亡者们不团结,穷困的生活更加剧他们的苦恼和怨恨。马克思还要同流亡者中的蛊惑家、野心家和“大人物”们进行不倦的斗争。这些人对他中伤,马克思毫不在意,只有燕妮和琳蘅非常恼火。

  各国反动政府对1848—1849年所经历的恐怖还心有余悸,不遗余力要消灭“祸根”,就是要消灭那些被他们称作“头目”和“鼓动家”的人。他们千方百计要促使英国把这些人驱逐出境,同时俄国沙皇、普鲁士国王和路易·波拿巴派来伦敦的密探愈来愈多,这些家伙们很内行。他们不把蛊惑家放在心上,而是死死盯住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他们也不嫌弃英国告密者的效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给英国报纸写信提出抗议,在一封刊登在《旁观者》周报的信中,他们强调:

  “我们住宅的门房,还有些样子极其可疑的人经常守望着,他们非常耐心地记下我们的所有访问者的来往情况,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他们在跟踪。我们无论是坐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至少会有一个这种不相识的朋友跟随而来,我们不知道作这种惬意事情的先生们是否‘在御前供职’,但是我们十分了解,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的和不怎么受尊敬的人。”

  一个普鲁士警察局的密探,1853年混进第恩街的马克思家里。他给政府对马克思在伦敦第恩街的生活作了如下一段密探报告:

  这个党(共产党)的头目是卡尔·马克思。他的助手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弗莱里格拉特和沃尔费(所谓的鲁普斯),在伦敦;海涅,在巴黎;魏德迈和克路斯,在美国;毕尔格尔斯和丹尼卡斯,在科伦;维尔特在汉堡。所有其余的人都是这个党的一般成员。马克思确是党的首脑和灵魂,这就是我认为必须给这个人物画像的原因。

  马克思中等身材,34岁,但头发已经开始花白;体魄健壮,脸有点像匈牙利革命家瑟美列,不过脸色比他黑,头发和胡须也比他黑,胡子从来不剃。他那双明晰的眼睛闪耀着恶魔般的、凶险的光芒,一下子便使人得出他很有才华又很有魅力的印象;高深的知识和教养使他无可争辩地凌驾于周围的人们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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