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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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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5月，他从《经济学家》杂志了解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麦克拉伦发表了《通货简史》一书。“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可是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里，新书要几个月后才能见到。而马克思又买不起这本书。于是工作就停下来了。他不得不向亲密朋友恩格斯求援，直到恩格斯寄来钱为止。 1858年8月马克思开始写《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手稿写成了，但他无法把稿子寄走，因为他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他没有手稿的副本。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开玩笑地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只是在1859年1月收到恩格斯两英镑的汇款以后，他才把手稿寄给出版社。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他发展了商品所凝结的劳动的二重性。这一发现非常重要，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正是从分析商品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细胞开始，马克思制定了他的完整的经济理论。 第一分册在柏林出版后，马克思本想继续出版其余各分册。但他仍然不时患病，经济状况没有好转，为了取得一点报酬，他还是不得不花许多精力去干他不愿意干的事情。1862年4月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谈到：“为了不致饿死，最近一年来我不得不从事最乏味的机械呆板的工作，而且往往整月整月不能为我的这部著作写一行字”。 大量的实际活动也拖延了其他分册的写作。50年代末和60年代正是民主运动复兴的时期。1864年伦敦成立了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个协会的灵魂，马克思亲自起草协会的第一个“公告”以及许多其他决议、声明和宣言。 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马克思又写了23个笔记本，共约200印张。这是继1857—1858年手稿之后的整个《资本论》的第二个稿本。 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于1862年改变了原来分册出版的想法，决定用《资本论》作为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来发表他的著作。从1863年初起，他对手稿各部分开始进行详细加工，用大量的新材料和新的结论加以充实。他白天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阅读各种书籍，夜间写作。 从1863年8月起，马克思把精力集中于研究在第二个稿本中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那些篇章，首先是资本的流通和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问题。同年12月底，他已完成了整个《资本论》的新稿本。他当时已经确定把这一巨著写成四册，第一册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是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是理论史。马克思想将整个手稿进行整理，然后恩格斯建议先把第一卷整理出来，马克思同意这样做，并从第二年开始对涉及第一册内容部分进行誊写和润色。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大功告成。 1867年4月10日，他亲自带着稿子，离开伦敦乘船去德国海港城市汉堡，把稿子交给出版商奥托·迈斯纳，然后到汉诺威去，住在他的朋友库格曼医生的家里。在那里他校订了《资本论》的头几个印张。5月19日返回伦敦。大约经过3个月的时间，他看完了全部校样。同年8月15日夜里，他刚看完校样，就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告诉恩格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刚刚校完……这样，第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马克思把第一卷题献给1864年逝世的威廉·沃尔弗：“献给我永远怀念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资本论》以令人信服的逻辑，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被共产主义社会所代替，指出了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由于《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他终于把社会主义从一项空想转变为一门科学。 在《资本论》里，马克思还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资本论》一书是马克思理论创作的最高成就。 早在第一卷印刷以前，马克思已经准备好了其余两卷的初步整理结构。1867年9月以后，他立即继续从事这两卷的整理和写作，可是他没有来得及脱稿，死神不等他完成这部著作就夺去了他手中的笔。 恩格斯承担起这项神圣的使命，把这位共同作战的好友的遗留的科学巨著继续加以整理付印出版。马克思的初稿笔迹谁都觉得看不清楚，只有恩格斯能辨认出来。而且像他那样和马克思志同道合的没有第二个人。对每个问题，每项科学发现，马克思都曾和他商量过；而这些发现中，有不少是他们两人共同的精神财富。 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整理完工并付印出版，不仅是给他的朋友，而且也给自己，首先是给他们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友谊树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碑。 马克思在手稿的第三卷末尾本应论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情况。可是他没能实现这个计划。在关于阶级的那一章开始时，他的手稿就突然中止了。 经过十多年黑暗的反动统治之后，在德国重新有了一个不受资产阶级控制的工人组织。不仅是觉悟工人，连进步的知识分子也产生了新的希望，同情或是参加了工人运动。这就是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不久，写下这首诗，歌颂这个组织。 威廉·李卜克内西于1862年夏天，经马克思同意，从英国返回德国，作为马克思恩格斯所信赖的人在那里工作，并组织这支工联队伍。 1863年5月，全德工人协会终于在莱比锡成立，斐迪南·拉萨尔当选为主席。 马克思为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念念不忘随时返回祖国。所以他在柏林盘桓期间就积极活动以便恢复其普鲁士公民权。普鲁士政府在1848年时不同意恢复他的公民权，现在仍然拒绝他的这项要求。柏林的警察局长毫不掩饰地声明拒绝的理由，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共和主义的，至少不是忠于君主的”。 马克思不能回国，德国的工作只有通过朋友在那里开展。 1864年至1872年，马克思在伦敦创立和领导共产主义同盟时期之后成为他进行实际政治活动的又一个高峰。 1864年9月28日晚上，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波兰的、意大利的和瑞士的几百名工人和民主派流亡者都聚集在圣马丁堂。伦敦这个音乐厅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和法国工人的代表、英国职工会领袖以及其各国派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一起，坐在会议的主席台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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