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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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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侨居布鲁塞尔的共产主义者人数大大地增加了。当然,其中没有一个人能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比。有时期,看来似乎不是莫泽斯·赫斯就是威廉·沃尔弗——他们两人都是《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撰稿人——可以加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联盟而居于第三位。但是结果他们都没有做到。赫斯始终没有摆脱他的哲学迷宫,而《共产党宣言》上对他的著作所作的无情的严厉批判,终于使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决裂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威廉·沃尔弗之间的友谊建立得较晚,因为沃尔弗直到1846年春天才来到布鲁塞尔。这个友谊虽然历经忧患,却始终保持不变,直到沃尔弗早死为止。但沃尔弗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家。作为一位作家,他和马克思及恩格斯不同之处不仅在于“行文通俗”这个优点。沃尔弗出身于西里西亚受压迫的农奴阶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进入大学。 在大学里对古代伟大思想家和诗人的研究,使他培养了对他的阶级的压迫者的刻骨仇恨。后来,有一些有才干的工人也参加了这个知识分子集团。 正义者同盟1847年1月间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它以“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名义同“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建立了联系,不过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冷淡的。一方对“读书人” 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认为他们不能了解“工人的疾苦”,而另一方也对“流浪工匠”,亦即对当时还盛于德国工人当中的手工业行会偏狭性抱着同样不信任的态度。 在巴黎,恩格斯不得不做许多工作以便使那里的“流浪工匠”摆脱蒲鲁东和魏特林的影响。他认为只有伦敦的“流浪工匠”是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不过他仍然把正义者同盟在1846年秋天就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所发表的宣言称为“胡说八道”。他说,同盟的代表人物从英国人那里学到的正是最荒谬的东西:完全不善于考虑现实情况并且不能理解历史发展进程。 10年后,马克思谈到他此时对正义者同盟的态度时说:“当时我们出版了一些小册子,部分是铜印的,部分是石印的。在这些小册子里,我们对当时构成同盟的秘密学说的法、英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的混合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我们提出,应该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研究作为唯一可靠的理论基础,来代替这种混合物。最后,我们以通俗的形式说明,问题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自觉地参加正在我们眼前进行着的社会革命改造的历史过程。”据马克思说,这些出版物促使正义者同盟于1847年1月派它的中央委员、钟表匠的瑟夫·莫尔到布鲁塞尔去,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同盟,因为同盟准备接受他们的观点。 莫尔带着沙佩尔在1847年1月20日所写的一份委托书,到布鲁塞尔来找马克思,然后又到巴黎去找恩格斯。这份委托书的措词还是很审慎的。它全权委托送信人报告同盟的状况,并就一切重要问题进行说明。但在面谈的时候,莫尔就随便得多了。他邀请马克思加入同盟,并且打消了马克思原先的疑虑,因为他告诉马克思,同盟中央委员会准备在伦敦召开代表大会并将在会上提出一篇宣言,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观点为同盟的学说。所需要的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协助同盟克服种种陈腐因素的抵抗,而要做到这点,他们两人必须加入同盟。 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接受这个建议。但是1847年夏天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还只不过把同盟的组织加以民主化,以适应一个被迫进行秘密活动的宣传团体的任务。在组织上,同盟由支部、区部、总区部、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组成。同盟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奠基在阶级斗争之上的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和私有财产的新社会。 按照同盟(已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民主性质,新章程首先交由各个支部讨论。最后决定则要留待年底前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去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预定要讨论同盟的新纲领。马克思没有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恩格斯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威廉·沃尔弗作为布鲁塞尔支部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 共产主义者同盟认为自己的任务首先是成立一些德国工人教育小组,以便能够进行公开的宣传,并且从这些小组中吸收最适当的分子来补充和扩大自己的队伍。 小组的组织到处都是一样的。规定每周一天进行讨论,一天进行文娱活动。各处都成立了图书室,有条件的地方还给工人开班讲授基本知识。 德国工人协会也就是按照这种方式于8月底在布鲁塞尔成立的;不久它就拥有大约100个会员。莫泽斯·赫斯和瓦劳当选为主席,威廉·沃尔弗当选为书记。协会每星期三和星期日晚间举行集会。星期三讨论有关无产阶级利益的重大问题,星期四则由沃尔弗作例行的每周政局评论,不久他就表现出阐述政局的特殊才能。 9月27日,这个协会举行了一次国际宴会,借以进行政治宣传,马克思没有参加恩格斯在宴会上挫败了以伯恩施太德为首的企图“想使我们在恩贝尔以及比利时民主主义者面前居于次要地位”的阴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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