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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比斯利后来有一次在谈到这个成立宣言时说，它可算是对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事业的最有力、最令人信服的叙述，但是它的篇幅却只有短短的12页。宣言一开头就指出了这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工人阶级的贫困程度在1848年到1864年这一期间并未减轻，虽然这一时期按工业发展和贸易增长的程度来说是史无前例的。为了证明这一点，马克思令人信服地用英国关于无产阶级贫困状况的蓝皮书上的可怕的统计材料，同财务大臣格莱斯顿炫耀英国这一时期实力和财富“令人陶醉的”增长的预算演说中的数字进行了对比。然而这种增长仅仅反映在有产阶级的生活上面。宣言以英国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况为例揭露了这种惊人的矛盾，因为英国是欧洲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但是同时他也指出，在大工业有所发展的欧洲大陆的一切国家，这种矛盾尽管带有多少不同的地方色彩并且规模较小，但是同样都存在着。

　　实力和财富的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到处都只限于有产阶级。只有少数工人，例如在英国，得到稍高的工资，而且就是这一点也为物价的普遍上涨抵销了。“工人阶级的广大群众总是每况愈下，这种情况至少和骑在他们头上的那些阶级沿着社会阶梯的步步上升恰成反比。无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善，新殖民地的开拓，向外的移民，市场的扩大，自由的贸易，或是这一切的总和，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存的这种弊窦百出的基础上，劳动所产生的任何新的发展都必然要加深社会的对立并加剧社会的对抗。这在欧洲一切国家里，现在对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已成为十分明显的真理，只有那些一心想用虚幻的希望来迷惑别人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在这种‘令人陶醉的’经济进步时代，饿死人的现象在大英帝国首都几乎已成为社会通例。这个时代在世界编年史上的特色，就是被称为商业和工业危机的社会瘟疫日益频繁地重复发生，其规模日益扩大，其后果日益带有致命性。”

　　宣言接着评述了50年代工人运动的失败，指出了这个时代有它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特征。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和《共产党宣言》一样，这个宣言也是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结束的。

　　章程一开头就列举了一系列的理由，这些理由可以归结为如下各点：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得新的阶级特权，而是要争取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工人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所有者的支配，是一切奴役和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此，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乃是作为手段的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追求的伟大目的。先前为达到这一目的所做的一切努力，由于每个国家的各个工人集团之间和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团结不够而总是没有收到效果。工人的解放不是一个地方和一个民族的课题，而是包括一切存在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课题；它只有靠这些国家的有计划的合作才能解决。在这些清楚明快的论述之后，紧接着的是马克思不得已加进正文里面的关于正义和真理、权利和义务的“说教式的”笼统词句。

　　协会领导机关是由参加协会各国的工人组成的总委员会。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由在圣马丁大厅选出的委员会执行总委员会的职权。它的职权就是：负责各国工人组织之间的国际联系，使每一国家的工人能经常知悉其他国家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收集有关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材料，把具有共同意义的问题提供一切工人团体讨论，在发生国际冲突时组织参加协会的各团体同时和一致行动，定期公布报告，等等。

　　总委员会由每年召开一次的代表大会选出。代表大会决定总委员会的所在地及召开下届代表大会的时间和地点。总委员会有权增添新委员，有权在必要时改变代表大会开会地点，但无权延迟召开大会的时间。参加国际的各国工人团体仍然完全保存自己原有的组织。

　　任何独立的地方性团体都不受限制地同总委员会发生直接的联系，但是同时也指出了总委员会顺利进行工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即各国的分散的工人团体应尽可能统一为由一个中央机关来代表的全国性组织。

　　说总委员会是一个“伟大的头脑”的发明是不正确的，但在它产生的时候的确有一个伟大的头脑立即给它指出正确的道路，使它免于长期地彷徨歧途，——这对国际说来是一个幸运。马克思所做的不过如此，而且他也不愿做得更多。除他所起草的宣言和章程的无比卓越之外，就在于它们完全是从当时的现实情况出发的，同时正如李卜克内西曾经中肯地指出的，它们和《共产党宣言》一样包含着共产主义的最后结论。

　　但是，成立宣言和章程不同于《共产党宣言》的不仅仅是形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要使重新兴起的运动能够再一次发出旧时的豪言壮语，还需要一些时日。目前需要的是‘内容强硬而形式温和’。”宣言的任务实际上是不同的：它的目的是要把欧洲和美洲的彼此分歧很大的一切工人组织联合成为一支大军，并且，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提出一个对英国的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主义者和德国的拉萨尔派都不关门的纲领。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他把科学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作为工人联合行动必然结果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发展上面。

　　但是马克思的希望很快就受到了严酷的考验：他刚刚开始为国际集合力量的工作，他就不得不同最能理解国际的原则的欧洲的一个工人阶级发生一场严重的冲突。主要是同拉萨尔的分歧和施韦泽的决裂。并且拉萨尔派从一开始就脱离了新的协会；只有工会的少数领导人理解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而且，就是这些人似乎也只是把国际看做达到工会目的的手段。但是，这些人至少在各种组织问题方面有着许多实际经验；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则既没有这种经验，又对工人运动的历史本质缺乏明确的理解。新的协会面临的任务是极其巨大的，而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有巨大的耐心和顽强的努力。

　　马克思当时虽然常为病魔缠扰，并渴望使自己的主要学术著作尽速告一段落，但是仍然表现了高度的耐心和毅力。有一次他叹息说：“搞这种鼓励工作，最糟的就是一参加它就得占去很多时间。”他还说，国际以及与国际有关的一切事务，像“恶梦”一样压在他的身上，而如能摆脱这个重担，他就会感到轻松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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