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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几年以后，巴枯宁在和马克思进行激烈斗争时对马克思和蒲鲁东所做的比较，最足以说明马克思和巴枯宁的关系。他说：“马克思是一位极其严肃、极其深刻的经济思想家。他比蒲鲁东有着巨大的优点，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蒲鲁东虽然极力想摆脱古典唯心主义的传统，但他终其一生是个不可救药的唯心主义者，而正如我在他死前两个月向他说的，他有时为圣经所左右，有时为罗马克法所左右，始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者。他的最大的不幸，就是他从来没有研究过自然科学，从来没有掌握自然科学的方法。他有着一种常常给他指出正确道路的天才本能，但是他的思想的坏习惯，亦即唯心主义的习惯，却不断地使他隐入旧的迷误。”

　　紧接着巴枯宁描述了他眼里的马克思的性格。“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是站在正确的道路上的。他提出了一个基本原理，即历史上的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过程都不是原因，而是经济过程的结果。这是一个伟大而富于创造性的思想，但发现这一思想的荣誉并不属于他一个人。另外有许多人在他以前就认识到了这一思想，甚至曾经部分地表述了这一思想，但是只有马克思才给了它以科学的论证。使它成为自己的整个经济学说的基础”。

　　1848年夏天，《新莱茵报》指控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奸细。这个错误是由于该报收到两个不同来源的消息而引起的。《新莱茵报》以使巴枯宁完全感到满意的坦率，公开地承认了这个错误。马克思和巴枯宁在柏林会晤时重新恢复了他们旧日的友谊。《新莱茵报》也在巴枯宁从普鲁士被驱逐时极力替巴枯宁讲话。后来，该报又严厉地批判了他的泛斯拉夫主义宣传，但是在前言里说明“巴枯宁是我们的朋友”，并且明确地承认他是从民主的动机出发进行活动的，他在斯拉夫问题上的迷误也是完全可以原谅的。

　　在巴枯宁第二次流寓伦敦的时候，亦即在“国际“创立的时候，马克思曾经首先打破僵局去访问巴枯宁。他有充分的理由可以使巴枯宁相信，他不仅不曾毁谤他，而且曾极力反对这种毁谤。二人分手时已经和好如初，巴枯宁非常赞赏“国际”的计划。

　　但是，巴枯宁欢迎国际的那种热忱并没有保持多久。旅居意大利期间，“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又在他身上觉醒。

　　在1869年9月5日和6日于巴塞尔召开的年度大会上，“国际”对自己成立以来的第五年的活动进行了检阅。

　　马克思对巴塞尔大会是完全满意的。当时马克思正同女儿燕妮在德国休养，并于9月25日从汉诺威写信给女儿劳拉说：“我为巴塞尔大会的结束和进行得比较顺利这一点感到高兴。每当党‘带着它的一切创伤’公开登台的时候，我总是感到担心。没有一个演员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上层阶级的愚蠢弥补了工人阶级的错误。不管我们经过多么小的德国城市，到处都有地方的小报满载这次‘可怕的大会’的消息。”

　　1870年3月28日马克思通过总委员会给日内瓦、瑞士、德国等委员会发去了一份《机密通知》，意在揭露巴枯宁的投机和阴谋，并达到驱逐巴枯宁的目的。

　　1869年年末到1870年年初的那个冬天又是马克思为各种疾病折磨的时期，但是他至少已经摆脱了长期以来为金钱焦虑的困境。1869年6月30日，恩格斯摆脱了“倒霉的商务”。他在半年以前就曾问马克思，一年350英镑是否足够生活开支之用。恩格斯想同公司的合伙人商定，在五六年内每年支给马克思这个数目。两个朋友之间的通信没有透露，他们最后究竟是怎样商定的。不管怎样，恩格斯已经完全保障了马克思的生活，并且不仅是在五六年内，而是直到马克思逝世。

　　马克思的长女在爱尔兰运动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使他特别感到高兴。由于英国报刊对狱中的芬尼亚社社员所受的虐待顽固的保持沉默，于是燕妮·马克思用她父亲在50年代用过的笔名威廉斯向罗什弗尔的《马赛曲报》投寄了几篇文章，她在这些文章中生动地描述了自由英国对待政治犯的情况。这些发表在当时大陆上可能是销行最广的报纸上的揭露性的文章使格莱斯顿极为狼狈：几个星期后大多数在押的芬尼亚社社员就都被释放并到美国去了。

　　1870年5月8日拿破仑第三的政府为巩固摇摇欲坠的政权而举行了全民投票。提付表决的问题是这样提出的：对第二帝国的政策表示不赞同，就意味着反对任何民主改革。巴黎联合会和巴黎行业工人协会联合会于1870年4月发表宣言揭露这一阴谋并号召工人拒绝参加投票。结果有150万人投反对票，190万人未参加投票。

　　1870年7月23日由马克思起草，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一篇宣言，宣言指出，德国工人和法国工人反对战争的示威，使我们不必顾虑发生这种悲惨结局的危险。宣言还强调指出，在这场德法自杀性斗争的背景上可以看出俄国的一副凶相。

　　在这篇宣言发出前两天，北德议会通过了12亿万塔勒的年度预算。拉萨尔派的议员对预算投了赞成票。相反爱森纳赫派的议员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弃权。这种做法同自已的机关不伦瑞克委员会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马克思同意李卜克内西的“声明”。不过，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策略直到现在仍然是现实的，更不能说德国无产阶级对这场已经变成民族战争的战争的态度，应该取决于李卜克内西对普鲁士的反感。马克思以充分的论据读到“声明”，而没有谈到弃权本身。拉萨尔派根本没有表明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就随声附和地跟着资产阶级多数派投票赞成军事预算，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则说明了他们弃权的“理由”，而且以一名“作为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者，作为反对一切民族的一切压迫者，并力求使一切被压迫者结成兄弟同盟的国际会员”，对这次战争以及一切王朝战争提出了原则性的抗议。这场色当战役以波拿巴被俘而告终。俾斯麦以胜利者姿态要求割让领土，并以暴力压迫反对意见。为此，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也是由马克思在恩格斯部分参加下起草的第二篇宣言，目的是阐明新的形势。总委员会理直气壮地指出，它关于当前的战争将成为第二帝国的丧钟的预言已经迅速地实现了。同时，它对于战争从德国方面说来是否能始终保持防御性质的怀疑也很快地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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