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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在这场斗争中,路易十四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

  他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支持过莫里哀的创作,可是又不敢得罪以太后为后台的贵族、教会势力。因此,他一方面不准《伪君子》公演,另一方面也并不接受教会势力的恫吓而加罪于莫里哀。

  在与贵族、教会势力艰苦周旋的过程中,莫里哀的个人生活是很不幸的。他的妻子阿尔芒德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子,她的嗓子尤其动人。莫里哀把她培养成一个出色的演员。婚后不久,她也参加剧团,登台演出。她的表演妥贴、自然、切合角色的言语举止,因此,莫里哀是很爱她的。但是,阿尔芒德成名之后,在个人生活上有失检点,引起了社会上的议论。莫里哀对她提出劝告,她不但不听,反而与莫里哀闹翻。

  不久,他们便分居了。反动势力利用这个机会,散布种种流言蜚语,使莫里哀蒙受精神上的折磨。

  艰苦的斗争,辛勤的劳作,再加上家庭生活的磨难,使莫里哀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大约在1665年间,他就得了肺病。1667年春,大病一场,几乎丧命。经过几个月的调养,虽然恢复了健康,他的体质却已相当虚弱,经常只能靠牛奶来维持生命。

  灾难和病魔并没有消磨莫里哀的斗志,他始终不忘《伪君子》这一个战斗性最强的剧本。1667年7月,莫里哀病愈,刚刚回到剧团,就立刻着手争取《伪君子》重新上演。那时,王太后已经死去,反动势力少了一个得力的后台。莫里哀认为这是一个有利的时机,便向国王提出撤销禁令的请求。1667年5月间,路易十四率军去北方打仗之前,曾给以口头上的应允。莫里哀和他的剧团便立即忙碌起来,这时莫里哀从书橱里取出《伪君子》的手稿,开始修改。

  首先他把达尔丢夫改名为巴纽夫,接着给巴纽夫脱去僧侣的外衣,使他变成一个世俗的人。然后,莫里哀又删去许多引自经文的句子,极力设法把那些过于尖锐的地方改得平缓些,而且在结局上很下功夫。

  这个结局是很精彩的。当骗子达尔丢夫,也就是巴纽夫击败了一个个诚实的人,稳操胜券的时候,当人们似乎已无法逃出他的手掌心的时候,终究出现了转机,万能的国王解救了人们。他在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抓获了恶棍,这表明只要有国王在,忠诚正直的人们就完全可以安居乐业,任何骗子都逃不过国王像鹰一样锐利无比的目光。光荣归于国王。

  8月5日,《伪君子》在王宫剧场正式上演。演出那天,剧院门口挤得人山人海。演出非常成功,博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莫里哀对剧本的苦心修改是为了争取公演,并没有削弱原作的战斗力,更没有改变它揭露教会的实质。

  因此,贵族、教会势力是决不甘心让他在巴黎公演的。

  演出的第二天,剧院里照样挤满了观众,剧团作好一切开演的准备,舞台上的大灯也已点亮。突然,一队警察闯进剧院,宣布巴黎最高法院院长的禁令。

  原来国王出征之后,由最高法院院长代理国事,他便趁此方便,下令禁演《伪君子》。警察进到剧场后,把观众统统赶走,然后封闭大门,由他们把守。一时间,剧场空空荡荡,门外墙上贴着的海报被撕得七零八落。《伪君子》的公演又遭厄运。

  莫里哀当即派人去最高法院交涉,这当然是毫无成效的。莫里哀为他的任何一个剧本,从没有像对《伪君子》这样顽强地奋争过。他叫来他可靠的同志、学生和朋友格拉兰日和拉里利埃先生,要求他们去找一辆邮车,飞快驶往佛兰德尔,国王的大本营,第二次上书国王(《第二陈情表》)。他向国王陈述了自己对剧本进行修改后上演,仍然遭到禁止的情况:“我把戏名改成《伪君子》,把人物改成交际家装饰,然而并不见成效;我让他戴一顶小毡帽,留长头发,挽大领巾,配一把宝剑,礼服镶了花边,有几个地方做了修改,凡我认为有可能给人以轻微借口的东西,我都小心删掉,但是统统不起作用”,因此他请求国王支持。他还声明:“如果达尔丢夫之流得逞,那我就无须再想写喜剧了。”

  路易十四接到莫里哀的陈情表,见到双方态度都是这样的强硬,不敢明确表态。他考虑到太后虽死,贵族、教会方面的反对势力还是不可忽视,于是推托等他回京后再来审查剧本,把事情拖了下来。

  从以上种种事实来看,路易十四在一般情况下,是莫里哀及其喜剧的“支持者和庇护者”,但在关键时刻,他就改变了态度。在此之前,无论莫里哀对僧侣、贵族,还是对资产阶级的打击,路易十四似乎都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不予理会,甚至俨然像“一个正人君子”,假装维护公理,不时给莫里哀以支持。

  更重要的是,对路易十四来说,他进行统治的两大支柱——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任何一方面的过分强大都会削弱对方,这是对他极为不利的。因此,为了维护王权必须运用纵横如意的策略,使双方力量保持平衡。而莫里哀对这些阶级的抨击,正适应这种策略的需要。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抨击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被允许的。当路易十四认为有动摇王权基础的危险时,他那种大封建主的最高代理人的原形就毕露了。

  《伪君子》的演出既然激怒了整个僧侣贵族阶级,莫里哀又怎能得到路易十四的同情和支持呢?后来,仅仅由于他和宗教妥协成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才准许《伪君子》和观众见面。

  请愿者怏怏而归,巴黎方面的情况已更加紧急。

  8月11日,巴黎大主教在教区里张贴告示,攻击《伪君子》,全巴黎都在拜读巴黎大主教的告示:“据行政监事官报告:于本月5日,星期五,市内一剧院公演了取名《伪君子》的最危险的喜剧,该剧对宗教十分有害,它借口谴责伪善和伪装的虔诚,却为谴责所有真正笃信宗教的人提供了口实。”巴黎的人们惊叹不已,争相阅读告示,莫里哀的论敌欣喜若狂。

  大主教深知对宗教虔诚的亵渎有多么危险,不但禁止《伪君子》演出,同样禁止当众或在某些私人集会上公开朗读或去听这个喜剧的朗读,凡违反者一律开除教籍。这纸告示的分量有多重,即使最天真的人都能看得出来,巴黎人都很清楚,《伪君子》的官司打输了。这一下断绝了《伪君子》与群众接触的一切可能。

  敌人的手段又毒又狠,莫里哀气恨交加,大病一场。

  王宫剧场也有整整七个星期停止了演出。可是,不服输的莫里哀还想再努力一次,为自己心爱的作品争一条出路。

  1667年年底,莫里哀重新开始写作。他始终认为自己精心创作的《伪君子》是他最成功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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