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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谁要是欺侮他，他就必定报复。主人让他受到侮辱，他必定让主人吃到更大的苦头。他帮助小主人并不是出于奴才式的忠心，而是出于对青年们爱情的真诚无私的同情。最令人佩服的还是他那无穷无尽的智慧，不管是老爷、少爷、各种上等人，与他比较起来，统统相形见绌。总之，他地位低贱而思想高尚、行动有力。从这个人物身上，我们已经可以见到18世纪启蒙文学中那种先进人物的苗头。剧中通过他与其他人物的对比，表现出强烈的反对等级观念的思想。

　　法国的封建社会中，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的差别即使在同一个“第三等级”中也是极其森严、不可逾越的。莫里哀这一剧本在巴黎公演时大受欢迎，上流社会对它总是百般挑剔，加以排斥。

　　从艺术形式上讲，莫里哀在这个剧本中，大量运用了民间闹剧的手法。莫里哀少年时代在广场上看民间草台班子演戏时，曾经欣赏过名噪一时的民间艺人塔巴兰（约1584－1633）的演出。据说，这位演员演过的一出戏中，就有父亲被骗进口袋，女儿将父亲大打一顿的滑稽场面。莫里哀的《史嘉本的诡计》显然与这种民间闹剧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出戏的剧情是从古代罗马喜剧家特朗斯的《福尔米奥》脱胎而来，但是其中大量运用法国民间闹剧的手法，包括借用了打口袋的情节，整个演出生动活泼，妙趣横生。

　　《史嘉本的诡计》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使封建朝廷对莫里哀产生不满。莫里哀与王权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他的好朋友布瓦洛，过去那么热情地支持他，但是，自从1669年布瓦洛成为宫廷诗人后，他对于莫里哀创作中的民主倾向也表示了不满。《史嘉本的诡计》演出后，布瓦洛在他的《诗的艺术》中竟公开指责莫里哀过于倾向平民：

　　可惜他太爱平民，常把精湛的画面
　　用来演出那些扭捏难堪的嘴脸
　　可惜他专爱滑稽，丢开风雅与细致
　　无聊地把塔巴兰硬结合上特朗斯
　　在那可笑的袋里史嘉本把他装下
　　他哪还像是一个写《恨世者》的作家

　　立场不同，结论也不同。莫里哀热爱平民，他的创作中的民主倾向以及他能不时从民间艺术吸取营养，正是他的创作能不断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在宫廷作家看来，这就成了他的过错。布瓦洛的《诗的艺术》是路易十四亲自过目后发表的，并被当作古典主义的艺术法典，其中对于《史嘉本的诡计》的指责，显然是代表了路易十四王朝对莫里哀的批评。

　　莫里哀晚年还遭到了种种的不幸。1671年冬季，他积劳成疾，肺病一天比一天严重，终于病倒了好几个月。1672年2月，玛德隆·柏扎尔去世了。

　　莫里哀从演出外地赶忙奔回巴黎，总算赶上了与她诀别，并为她举行了葬礼。巴黎大主教同意，按照基督教的仪式为玛德隆郑重其事地举行葬礼，理由是玛德隆在退出舞台后成了一位笃信宗教的人。玛德隆埋葬在圣保罗教堂的墓地，埋葬在她的母亲和兄弟旁边。

　　玛德隆是莫里哀忠实的女伴。她陪伴着莫里哀度过了他作为演员的一生，仅差一年离开了他。她在他初出茅庐时指导过他，她是一位好顾问、有头脑的女人，有时又是一位精明的女商人，所以她对他来说是一位忠实的支持者。除此之外，她又是一位杰出的喜剧演员，能扮演各种角色。在最初成立“光耀剧团”

　　时，玛德隆起的作用肯定要比莫里哀大，她比莫里哀更加了解戏剧界的情况。是玛德隆促使莫里哀走上了戏剧道路，没有她，戏剧史或许会失去一位杰出的艺术家。玛德隆的去世使莫里哀悲痛不已，又加重了病情。

　　在这种情况下，莫里哀仍然坚持写戏，1672年3月，创作了《女博士》。主题又回到了重返巴黎时写的《可笑的女才子》，讽刺那些仿效贵族沙龙的资产阶级女子，同时也讽刺了那些虚伪、浅薄的文人。

　　路易十四对这出戏的态度，就像他对《贵人迷》的态度一样，先以自己的沉默对莫里哀发动一场精神攻势，然后以赞许来作一个收场。其结果，使贵族们受到鼓励，纷纷起来攻击莫里哀。

　　这一年冬天，莫里哀与他的老朋友吕理发生争执，路易十四竟偏袒一方，免去了莫里哀的主管宫廷宴乐的职务，委派吕理担任宫廷音乐舞蹈节目的组织工作，这就等于剥夺了莫里哀的一部分艺术权利。从此以后，莫里哀剧本中音乐舞蹈场面的设计和演出都要受到限制。吕理又利用国王对自己的宠信，离间莫里哀与路易十四的关系。莫里哀与王权的关系越来越糟了。

　　这时，一股寒意向莫里哀的背上袭来，他感到无须再欺骗自己，国王疏远了他，才疏学浅的音乐家吕理缺乏独立深刻的思想，完全听从国王的意志，现在却赢得了国王的宠信。

　　夏天在沉闷中流逝而去，莫里哀夫妇重新一齐生活，阿尔芒德期望有一个孩子，然而他们的关系仍是貌和神离，他们之间再也无法和谐融洽了。9月15日阿尔芒德生了一个儿子，他们急忙给他举行了洗礼，并取名皮埃尔巴蒂斯特·阿尔芒德，然而孩子活了不到一个月就夭折了。冬天，莫里哀把自己关在楼上，开始写作喜剧《无病呻吟》。

　　但是，这些磨难和苦痛并不能使莫里哀停止战斗，他仍然紧握着自己手中的武器奋勇前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670年的《贵人迷》，1671年的《司卡班的诡计》、1672年的《女博士》就是他晚年的代表作品。它们还是像犀利的钢刀一样，插进了贵族和资产阶级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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