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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他总是摆脱不了这种观点：伊朗对它自己的重大困难没有责任。有一天他用这样的话来开始谈话：“伊朗的各种问题总是外国人造成的。这笔账得从希腊的亚力山大算起。”他指的是亚力山大焚毁波斯波利斯事件；虽然这是二千四百年前发生的事，但是他描绘得有声有色，好象这是刚才发生的事。他是一个非常讲究礼貌的人，从来不说粗话。他总是以彬彬有礼、字斟句酌甚至是十九世纪的方式进行谈话，但是很容易激动。当我们谈到美国给伊朗的军事援助时，他轻声轻气地说：“可是别使他们太强大了，他们会推翻我的。”另一天，当哈里曼先生走进他的卧室时，摩萨台目光炯炯地瞧着他，双手上下挥舞几下，颇为慎重其事地说：“啊，我今天情况不好。早晨我昏厥了三次。”

　　这次谈判确实与我所经历过的任何谈判不一样。摩萨台博士有一种顽固而强烈的反英情绪。在经过几周谈判之后，哈里曼先生试图使谈判更加具有私人交往的性质，就问他有没有孙子孙女。几分钟之前，摩萨台还自言自语地谈到英国人的恶行。摩萨台说，他只有一个孙子，他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他。哈里曼先生说：“可是我好象没有见过你的孙子。”摩萨台说：“没有，他出国去念书了。”哈里曼说：“噢，他在哪里念书？”摩萨台发出了大声的痴笑，回答说：“当然在英国罗。为什么到别处去呢？”这就是这个人在性格上的典型的矛盾之处。然而，他自己也的确发觉他的回答是可笑的。

　　有一次，他为了向我们炫耀一下他的机灵，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在瑞士获得一张摩托车驾驶执照的。当他向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脑子总在捉摸，摩萨台博士驾驶摩托车的景象。当时他在瑞士纳沙特尔大学念书，他去接受驾驶测验。检查员并不与他一起驾驶出去。他要摩萨台驾驶到湖边，然后转回来。摩萨台对我们说，他把车开向了湖边，但他不知道煞车。当他到达湖岸一带，那里有个露天市场，他闯进了一个由一位瑞士老妇人摆设的水果摊，把摊子撞了个底朝天。那老妇人朝着他骂道：“猪猡！猪猡！”摩萨台向我们瞟了一眼说：“你能想象这对我意味着什么？一个穆斯林竟被人叫做猪。”他接着生动地说：“我付钱赔偿她的损失，这期间，我的摩托车一直躺在水果摊旁边发出刺耳的声音。最后，我把它扶起来，整顿一下，骑上去，慢慢地驶向小山。当我见到检查员时，他说：‘摩萨台先生，你去了这么久。你该是非常小心地在驾驶吧。我祝贺你。这是你的驾驶执照。’”所有这类故事使摩萨台形成他对西方的概念，并且使他深信，要是一个人能长期坚持或装聋作哑，他几乎可以获得一切东西。当然，这种态度导致整个问题老是得不到解决。

　　在谈判进行的同时，摩萨台的一个心腹、铁道部大臣呆在我们的宫中。我们经常一起进餐，因而他把摩萨台的话转达给我们，或评论摩萨台对谈判的感想，等等。大使的妻子卢克丽霞·格雷迪夫人是一个活泼愉快的人，但是很喜欢用特殊的言词来表达她的意思。有一次，她对首相说：“摩萨台博士，你的脸非常富有表情。每当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我可以从你发呆的眼神中看出来。”我必须承认，我改变了她的话说：“摩萨台博士，你的脸非常富有表情。每当你进行深思的时候，我可以从你脸上的聚精会神中看出来。”

　　幸亏当时没有人抓住我在翻译中改变了原意。又一次，她会见了铁道大臣，告诉他在美国使馆里发现一只很大的老鼠，几乎把女管家的婴儿给吃了，所以他们组织了一次老鼠大围剿。她对他说：“现在，布什里博士，倘使你要到这里来，你必须事先通知我们，这样就没有人向你射击了。”布什里博士懂一点英语，他肯定她的话里有把他误认为老鼠的意思。幸而他不太相信这话。我记不起当时我用了什么特殊绕弯的翻译，使那紧张的局面平息下去。

　　在我们谈判的过程中，哈里曼先生曾一度飞回伦敦，去催促英国政府派遣一个谈判的全权代表去跟摩萨合谈判。英国驻伊朗大使弗朗西斯·谢泼德男爵原先在印度尼西亚工作，他谈起与工党外交大臣厄尼·贝文议论过，他在那里处境困难。于是贝文对他说：“弗朗西斯，你在印度尼西亚遇到了麻烦。我们打算把你派到一个新的岗位上去，那里的居民从来没有找过我们的麻烦，那就是伊朗。”我不认为弗朗西斯·谢泼德男爵完全了解伊朗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他是个非常勇敢的人。在反英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他还常常乘着罗尔斯一罗伊斯轿车，在德黑兰大街上奔驰，车上飘扬着一面大大的英国国旗。任何暴力恐怖或别的什么，都不能吓退他。

　　哈里曼先生敏锐地觉察到极端民族主义者和狂热分子给予摩萨台的沉重的压力。他觉得专程去拜访一下那位毛拉（或宗教领袖）阿亚图拉加沙尼，也许能打开僵局。有人对他说，这不会有好处，因为加沙尼本人就是个狂热分子，跟他进行任何会谈都不能获得有益的效果。然而，哈里曼先生坚持要会见加沙尼毛拉。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安排了一次会见。

　　加沙尼毛拉住在古拉克区，位于德黑兰市区与我们王官所在地希姆莱区之间。直到我们去拜访他之前，我在伊朗看到的大部分东西，使我吃惊地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西方化得多，但当我们到了毛拉的家里，我才找到了一个在我看来是十足东方色彩的地方。毛拉头缠头巾，留着一部大胡子。我们被带进一间帷怪重重的屋子，我能看到帷幔后面不断有人在活动。

　　哈里曼先生试图与这位毛拉讨论有关问题。那毛拉一再说他不了解英国人，反正他们是世界上最坏的人。哈里曼略带试探性地说他了解英国人。他在英国当过大使，与英国人相处了好多年，并与他们在两次大战中并肩作战过，比伊朗要熟悉得多。毛拉看来极端狡黠，他一面抚摸着大胡子，一面问哈里曼先生：“哈里曼先生，你有没有听说过恩布里少校这个人？”哈里曼先生摇摇头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毛拉说：“那我告诉你，他是美国人，他在一九一一年或一九一二年来到伊朗。他插手到石油事务中去，而这并不是他的事情，这便引起了人民的憎恨。

　　有一天，他走在德黑兰街上，被人枪击中弹，倒在街上Z但他没有死。人们把他送进医院。愤怒的群众跟踪闯进了医院，就在手术台上把他宰了。”毛拉双目盯着哈里曼先生问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哈里曼先生的嘴唇绷得紧紧的，我知道他发火了。他用非常强硬的口气回答说：“阁下，你必须搞清楚，在我一生中，遇到过许多危险的局面，我可不是容易被吓倒的。”“好吧，”毛拉耸耸肩说：“那就不妨走着瞧吧。”谈话毫无结果。毛拉保持着僵硬的姿态。他咒骂摩萨台亲英，他恶意地预言道：“如果库萨台屈服，他的血将与拉兹马拉一样流出来。”这时我们完全了解到，这个毛拉是参与杀害拉兹马拉的，这同样威胁着摩萨台博士的生命。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他威胁了我们，他会把这件事转告摩萨台的。这也是迫使那位老人不愿意跟我们达成任何协议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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