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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我把他的话告诉了理发师，而他已被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楞住了。这时，门外聚集了一大群人，来观看如何给美国副总统进行“修剪”。我幸好随身带着一点厄瓜多尔钱，付了理发费，还给了理发师一笔可观的小费。开始他不愿接受，他表示这件事本身已使他感到荣幸之至了，但最后我还是说服了他，副总统还为他签字留念。理发时，副总统不停地向理发师了解厄瓜多尔的情况，还问他有什么困难。理发师高兴地用西班牙语对我说：“这下子，我这家理发店可要变成金矿了。从现在起，我准备将店名改为‘尼克松理发店’。”后来，他确实这样做了。一年后，当我再次到基多时，我看到“尼克松理发店”的招牌已高高悬挂在店外。走出了理发店，我们又徒步去看了一场当地的足球赛。在这里，尼克松又被人们认了出来，于是又受到一番热烈的欢迎。基多市民对我们真是再友好热情也没有了。

　　厄瓜多尔前总统加洛·普拉萨讲的英语完全像个地道的美国人。他对尼克松先生说，尼克松到圣马科斯大学去参观，并同蒙得维的亚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学生展开辩论，这样做是对的，显示了他的理智和勇气。由于学生不能找到权威人士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因此，他们往往带有情绪。我们在厄瓜多尔听到一个消息：利马圣马科斯大学在一次全体学生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学校内所发生的那次事件。由于群众指责了他们，因而使他们感到压力不小。不论是在哪个国家或哪所院校，有一件事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组织严密，具有很强的战斗性。他们还知道怎样去利用大多数人的冷漠态度，同时他们又是将少数人装扮成代表大多数人的能手。

　　我们在基多收到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有人预谋在尼克松先生访问波哥大和加拉加斯时，将采取暴力行动。十年前，我曾陪同马歇尔将军到过波哥大，过去的经历使我对那里的形势尤为担心。何况十年来，哥伦比亚一直在进行着一场局部内战，发生了很多暴力和流血冲突，这一事实更加重了我的忧虑。然而，我们在波哥大受到的接待却是热情友好的，局势是平稳的。军人政府刚刚推翻了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独裁政府。其成员在嗣后的自由选举中，选择了阿尔贝托·耶拉斯·卡马戈这样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担任总统。波哥大海拔八千英尺，也是安第斯山脉中的一个高山之都，但这不论对代表团的成员还是对随团记者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了。

　　波哥大的变化使我感到惊奇，城市规模扩大了，在通往机场的公路两旁，盖起了很多高楼大厦。我们按照日程不论到哪里去参观，人们都非常友好。圣马科斯事件帮助了我们。事实上，那些敌视美国的示威，并不都是由共产党人煽动起来的，很多国家对美国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措施颇为不满，美国这样做的原因，或是由于国内压力，或是对这些措施在某些穷困的南美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一无所知。在哥伦比亚访问期间，副总统拜访了一位颇孚众望的天主教牧师，并观看了由他组织的一个旨在消灭这个国家的文盲的广播节目。他是一位将全部精力献给扫盲事业的人，节目安排得很周到。哥伦比亚准备结束军人统治，把政权移交给刚刚选出来的文官总统。拉丁美洲的军人力量是这一地区的稳定因素，也是对共产党人实现其野心的一个障碍。

　　据我看，共产党人最大的本领就是抓住一项正义事业，并利用它来动员许多善意的非共产党人，让他们不仅支持这一正义事业，而且还支持其为该国制订的全部共产主义纲领。南美的大多数国家，除军人外，只有共产党人及其朋友有严密的组织。他们有明确的动机，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目标，他们不断训练自己所需要的干部，让他们渗透到学生、工人、教会和知识分子等不同组织中去。人们不能不钦佩他们的组织能力和热忱，当然还有他们的勇气。但是，这些青年人拿自己的全部勇气和献身精神去为本质上是邪恶的事业服务，这对世界来说是个悲剧。美国繁荣富强，而许多比我国稍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却并非如此，这一事实也使人们感到失望，并产生嫉妒。因此，他们想找个替罪羊，而最现成的答案是：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应对此负责，因为美国使这些国家成为经济力量极为虚弱的原料供应国。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南美国家很容易煽起反美情绪，而我们的愚昧无知，又往往促进这些因素的发展。

　　我们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离开波哥大，飞往相距不远的加拉加斯。我们被告知说，那里有可能发生问题和暴力行动。我们在飞行途中几次收到美国驻加拉加斯使馆的告诫：为抗议尼克松副总统的这次访问，当地将在他抵达时举行暴力示威游行。由于飞机上装有一台单波段收发报机，我们可以与华盛顿的家属直接通话。我同母亲通了话。母亲问我到了什么地方，我说正在从波哥大飞往加拉加斯途中。她说：“我的上帝，那儿有刺客在等着呀！”我听了这话心中很不轻松，因为我们已经收到过一份十分令人不安的报告，说有人将要把一枚白磷炸弹扔进副总统的车内。白磷是一种非常讨厌的东西，它能把人烧成灰烬，根本无法扑灭。

　　我们的飞机在加拉加斯的迈克蒂亚机场降落。当飞机滑行到跑道尽头时，我看到机场大楼的楼顶上和主停机坪周围站满了人。他们象是拿着旗子，边喊边挥舞。机舱问打开后，我紧跟在尼克松副总统和他的夫人后面走出机舱。我能听到敌意的叫骂声，。并辨认出标语上写的：“尼克松液回去！”“美帝国主义和尼克松一起滚出去！”还有其它一些类似的敌意的口号。这时，副总统扭过头来问我：“他们在叫喊些什么？”我回答道：“这群人是反对我们的，副总统先生！”

　　我们走下舷梯到了地面后，看到委内瑞拉当局派来的人正在欢迎我们，为首的是委内瑞拉外交部部长文图里尼先生。这时，示威者的嘘声、叫骂声连成一片，副总统转过身来对我严峻地说：“我不准备发表通常的机场演说了。”示威人群不但站在机场大楼的楼顶上，连阳台上也有。副总统与美国大使以及在场的要人握了手，然后向机场的机械师组走去。他们都神情严肃地站在那里。副总统也同他们一一握了手，这时他们才露出了一丝笑容。我记得，当时我曾希望他们不要来检修我们的飞机。

　　在乐队演奏《星条旗歌》的整个过程中，嘘声、叫骂声震耳欲聋，一直没有中断。在乐队奏起委内瑞拉国歌时，我本指望吵闹声会逐渐消失，因为在每个拉美国家，演奏国歌是一件十分庄严的事，通常会受到所有人的尊重，不管其政治上属于什么党派或何种信仰，但加拉加斯那次的情况却不然，演奏时，叫骂声照样不断，而且叫骂声之高，同演奏《星条旗歌》时完全一样。奏完国歌，我们便穿过机场大楼走出去。奇怪的是，委内瑞拉人没有把汽车停在停机坪附近，而是停在离我们很远的大楼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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