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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

　　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人们不听我们的？”我回答说：“他们是听的。但是，你提问的真正意思是为什么我国政府不按你所想的去做。你必须懂得，虽然智力和教育很重要，经验同样也是重要的。你是愿意同一个经验不多、却有许多函授班文凭的驾驶员一道飞行呢，还是同一位文凭不多、但有许多小时的飞行经验的驾驶员一道飞行呢？你无法期待那些身负重任、了解情况、偶而不慎遭损失最大的人会听你们的哈喝指挥。”

　　最后，我读了三段引语——肯尼迪总统、罗伯特特·尼迪参议员和艾德莱·史蒂文森的话——以此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介人越南以及我们要在那里保卫些什么。讲话结束后，约有三分之一的听众鼓了掌，还有许多人走到我身边说，虽然他们仍然反对越南战争，但是他们感谢我到这里来讲话。我离开那里时，从学生中间走过，已没有人表示敌对情绪。所有的学生都特意告诉我，那些试图冲散会场的人不是这所美国学院的学生。

　　后来，我收到那个学院的十六封学生来信，感谢我前去讲话。有些人同意我的看法，有些人不同意，但是都为我到他们那里去讲话表示感谢。当天晚上，阿尔巴尼亚电台报道说。“巴黎美国学院的民主学生阻止了那位法西斯武官为美国可耻的越南战争进行辩解。”后来法国人给我讲了一位目击者的叙述。显然他们也在场。我从这次事件中吸取了很大教训，那时青年人之所以表示愤怒和沮丧，大部分是由于他们认为没有人听他们的意见。我未能使听过我讲话的大部分学生明显地改变观点，但是我去学院时和我离开时的气氛截然不同，这是非常明显的。

　　我调离法国就任新职以前，在巴黎工作期间，还做了另外两件事情。我奉命陪同尼克松夫人前往秘鲁访问遭受地震灾害的地区。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我飞往洛杉机，并从那里前往圣克利门蒂。二十八日是星期天，我同尼克松夫人乘总统专机从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基地直飞利马，随机携带了药品、医疗设备和食品。临出发前，总统把我叫到一边，要我照顾尼克松夫人并尽力多帮助她。我们抵达利马时，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总统的夫人孔苏埃洛到机场迎接。

　　我住在大使馆驻地。秘鲁的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政府对美国一向不甚友好。几年以前，当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担任驻法武官时，我就认识他了。尼克松夫人的到来使他极为感动。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知道，只有当你患病卧床时，你才发现谁是你的真正朋友。”星期天，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夫人和我们同乘C－130飞机前往遭受地震严重破坏的瓦伊拉斯街地区。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夫人是一位美貌而引人注目的妇女。当我看到我们将要降落在安塔深谷底部一个用泥土修筑的简易机场时，我不敢相信他们竟会把美国和秘鲁的两位第一夫人带到这样危险的简易机场上来。机场跑道很短，没有铺路面，海拔九千英尺高，狭隘的山谷，两边高耸着高出地面达数千英尺的大山。尼克松夫人和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夫人似乎都没有感到不安。可是我很担心。

　　飞机一降落，直升飞机就把我们送往这一地区的各营地和遭到破坏的村庄。一个叫云盖的市镇，在一场土山崩裂中被全部埋没，许多受灾者在此葬身。死者约两万人。这座市镇留下的唯一遗迹是以前矗立在教堂前高耸入云的几棵棕榈树的树顶。其它一切全都埋在深达三十英尺的泥土中去了。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人们都想同帕特和孔苏埃洛谈话。当地居民一再要求，在原地重建这个市镇，尽管他们的家园已不是第一次遭到地震摧毁。人们对本乡本土的深厚感情使我赞叹不已。尼克松夫人对于灾民的苦难深表同情。

　　有一次，一个小男孩泪汪汪地向她跑来，她一把将他抱起，紧紧拥抱，直到他不再哭泣。美国总统夫人在秘鲁人民十分悲痛和遭受苦难的时刻，远道而来，同他们相聚在一起，这件事秘鲁人民是不会忘记的。那天下午，我们从那条危险的泥土简易跑道起飞，在壁立于峡谷的山崖中间升入高空，飞返利马。第二天上午我陪尼克松夫人去参观儿童医院。头颅开裂病人的数目十分惊人。一般土坯修筑的房子屋顶很重，墙壁一倒塌，房梁就掉下来，往往造成头部创伤，看起来确实很可怜。六月三十日，我们飞返埃尔托罗后，又乘直升飞机前往圣克利门蒂。第二天，我又动身返回巴黎。后来我接到尼克松夫人一封非常客气的来信，感谢我在这次访问中帮助她与秘鲁人民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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