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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这是一段令人神往的经历，特别是使基辛格多次秘密来到法国，对我来说也确非易事。基辛格来巴黎时住在我的寓所，总是怕被别人发现或遇到熟人。幸好我的在地下室的汽车间，可以一直把汽车开进去，并立刻把门锁上，别人也无法跟随我们了。直到基辛格在法国电视台会见电视记者前，我使我的女管家一直相信，我的这位客人是基尔斯曼将军。在会见电视记者后的次日，我的女管家告诉我她已知道我家的客人是谁。我对她说她一定认为是基辛格博士。但基辛格是一个重要人物，尼克松总统的特别顾问。如果他来巴黎，一定住在美国大使豪华的官邸，而决不会住在我这小小的寓所里。我承认我的朋友基尔斯曼将军的确很像基辛格，如果他俩不在一起，看起来十分相象，如果他们俩在一起，他们确实是不同的。她终于相信了。至于我的勤务兵霍尔上士和后来接替他的约翰·索耶，他们每天侍候基辛格早餐，当然知道他是谁，但他们的审慎是堪为典范的。

　　这些会谈是令人十分满意的。会谈从零开始，直到尼克松总统成功地访华。几年以后，当时尼克松总统已经辞职，他从圣克利门蒂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将再次到中国去，他让我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因为我过去打开了这个国家的门户，他也想在毛主席在世时再见到他。他引用了上次访华时毛主席对他说的话：“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您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我相信会谈的机密一直保守得很好。在巴黎许多招待会上，我和中国大使曾经多次见面，但都假装互不认识，即使在公开场合一起渡过二、三小时时也是如此。事后证明，蓬皮杜总统也是忠实遵守诺言的，只有法国情报机构最高级人士才知晓此事。当会谈公诸于众，只有少数人了解内情。在只有很少内勤支持和在很薄弱的基础上，在只有我的女秘书知道的情况下，我竟能坚持进行如此旷日持久的会谈，我对此感到骄傲。当然，这对我说来是一个长期的困难时期，我得自己收发电报，我常说我是美国政府支付最高薪金的译电员了。但是我能为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中美关系的这种勇敢行动添砖加瓦感到满意。我赞赏亨利·基辛格的魄力和想象力。他自己不知疲倦地工作，对别人颇为苛求，有时甚至是傲慢和不讲道理。但是，他懂得权力和权力的用途。他和尼克松总统一样，要和对他们的做法抱不友好的、甚至是敌对态度的国会作斗争。我对基辛格是尊重的，虽然对他的做法并不是完全同意。但是，我不能想象，谁能干得象他那样出色。我与中国共产党人打交道的使命，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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