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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总统在比利时无名烈士墓前献了花圈，并访问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两个组织的总部都设在布鲁塞尔。总统在这两个组织都发表了演说，阐明美国政府对它们的政策。后来，我们离开布鲁塞尔到英国。飞往伦敦的途中很顺利，英国人在伦敦的欢迎很热烈。在英国的正式日程中，我没有什么任务，也就是说我可以抽出些时间去看看朋友，或买些东西。第二天我们乘飞机到德国，总统又受到德国人的热烈欢迎。德国一直非常关注美国对德国以及对保卫德国故都柏林所承担的义务是否有所削弱的迹象。总统的日程包括访问柏林，所以他们大为放心。

　　在这以前，我一直尽量避免担任高级谈判的德文翻译。我德语说得相当流利，但是我认为我不能象讲其它我谙熟的语言那样理解和转达德文语意上的各种细微的差异。我从来没有在德国生活过或任过职。因此，如果要我为一位非常高级的官员当翻译，我自己也不能完全放心；因为我对这一语言不能运用自如，很可能引起误解。我从来没有拒绝为一般性谈话当翻译，在这次访问中，情况迫使我撇开了这条原则。

　　德国当时是由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基督教民主党人库尔特·基辛格博士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任副总理。总统拜会了德国总统和外长，并举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记者招待会，这次招待会不是我当翻译。会见后，总理在他莱茵河畔的官邸举行午宴。我注意到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总统这次访问期间，尽量避免讲德语，只有两次主要的会谈场合是例外。午宴后，总理用德语向总统进行了一次长篇的、很幽默的、有时又很动感情的讲话。他讲话一结束，大家都四处观望，寻找译员把这篇讲话译成英语，但译员不在场，因此，德国驻美大使罗尔夫·保尔斯说他愿意试试用英语重复总理刚才的讲话。他刚译了几句，那位能讲一点英语的总理就打断他说：“不对，不对，我刚才没这么说。”

　　当时引起了一些混乱。我问总理他是否允许我试一试。他同意了，我就开始把他的话译成英语。我一边译，一边注意观察总理的表情，我看到他连连点头表示赞许，我想我译的大概没有问题。他讲话中说尼克松先生的职务由第二号人物一跃而成为头号人物，这使他有些担心。他生怕这种情况也在德国发生。他说这话的时候对副总理看了一眼。大家都笑了，勃兰特也笑了，勃兰特后来也确实当了总理。宴会后，尼克松先生问我为什么总是说不愿翻译德文，我解释说在这样高级的谈话中，一个小错误，或者一句话说走了嘴都会引起严重的问题。再没有比看一个议员试图做他实际能力达不到的事情更痛苦的了，我不希望我处于那种境地。

　　在赴柏林的途中，有人告诉尼克松先生说前方天气不好，驻柏林的美国陆军卫戍部队将在滕珀尔霍夫机场集合接受检阅，总统可以坐着吉普车通过队列。尼克松先生说他宁愿步行，人们又告诉他可能有雨。他说，“如果下雨的话，我愿和士兵一样淋湿。”后来雨没有下，他步行走过了整个队列。经常受到威胁的柏林人对能见到美国总统，并听他重申美国对该城市所承担的义务，感到非常高兴。我们在夏洛滕堡宫与市长共进午餐，总统还参观了那堵将该城分成东西两边的臭名昭著的柏林墙。那天下午我们离开了人数众多的、心情愉快的柏林人，然后启程飞往意大利。

　　在飞往罗马途中，一路都很平安。瑞士人和奥地利人都为载有总统的美国空军飞机发了特别飞行许可证，准许该机飞越他们的中立地区。到罗马机场后，我翻译了欢迎词和总统的答词。然后我们乘车通过人数不多、但态度友好的人群进入罗马市。离高里塞①不远的地方，我们碰到了共产党搞的小型示威。我们驱车到宽广的奎里纳尔宫，准备在此下榻。这幢楼一度是教皇、后来又是意大利历代国王的住所，现在是共和国总统的官邸。这个建筑产分宏伟，我站在里面感到不知往哪里走是好。总统与意大利政府领导人和非官方人士会面时，我都在场，而且担任了翻译。有一次，萨拉盖特总统在回答尼克松先生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到底真正忠于谁的问题时，阐明了这样一个看法，即共产党人忠于莫斯科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的程度，超过他们对纯属意大利人利益的忠诚。

　　【①高里塞（Coloseum），是公元一世纪蒂都斯皇帝修建的大斗兽场。】

　　萨拉盖特总统竭力宣扬欧洲的统一，并且希望欧洲人在这一方面能得到友好的美国的支持。总统向他保证，他一定会支持他们。接着，萨拉盖特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在希特勒掌权之前，他曾在德国访问一个当时的工会领袖。那时，萨拉盖特是在墨索里尼统治下被意大利放逐的一个流亡者。这个德国人训斥萨拉盖特说，意大利人没有起来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反对独裁，而这种情况在德国是决不会发生的。接着萨拉盖特说：“很多年以后，我前往巴黎访问，那时我已是意大利总统。我在拉雪兹公墓那位德国工会领袖的墓前献了花圈，这个工会领袖是从希特勒德国逃亡出来后在巴黎去世的。”尼克松总统对萨拉盖特谈到了加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的重要性，并且要求意大利对美国为确保和平，可能在必要时进行一些双边会谈予以谅解。他向意大利领导人保证，他将定期与他们协商，并随时向他们通报情况。

　　随后我们飞往巴黎去访问戴高乐将军。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已经向报界分发了尼克松先生准备在奥利机场发表的讲话稿。我们的飞机着陆时，戴高乐将军前来迎接，他和往常一样，神态严肃，器宇轩昂。可是在他对总统致的欢迎词中谈到尼克松先生的时候，却异乎寻常地非常热情和友好。他说：“我们对阁下来访感到高兴和荣幸，因为我国人民对美国人民刚刚选出来管理他们事务的政治家十分尊敬，除了这种尊敬之外，还有我与阁下的长远和久经考验的友谊。”

　　尼克松总统听了戴高乐的发言，非常激动，小声对我说，不要管那篇已向报界散发的发言稿，他要说些另外的话。他然后就以他个人对戴高乐将军的高度热情和崇敬心情发表讲话。后来，一个事先拿到散发的发言稿的人说我篡改了总统的发言。我说不论他拿到的发言稿上写了些什么，我翻译的就是总统实际上讲的话。尽管与戴高乐将军和他的部长们的会谈没有什么惊人的突破，但是会谈进行得很好，法美关系中增添了新的热烈气氛。戴高乐在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接待了尼克松先生。他在评论特里亚农的庭园时说：“如果我们从前没有那些国王；共和国又如何能接待它的客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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