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5)_应天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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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我的小面团　　1973年7月23日，一个炎热的夏日，经历了长时间痛苦的挣扎，玛西娅·莱温斯基终于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莫妮卡·塞米尔，她生产的医院是圣弗朗西斯科儿科医院，这里恰恰也是她本人出生的地方。初为人父的伯尼·莱温斯基——他本人也是个医生，骄傲地看着自己的女儿，小姑娘有75磅重，长着长长的、像小扇子般的睫毛。伯尼喃喃地叫着她“我的小面团”，这是犹太人最爱吃的一种面食。　　20世纪20年代，伯尼·莱温斯基的父母为了躲避纳粹对犹太人的欺凌，离开了德国。他的父亲乔治，在巴西的萨尔瓦多迎来了新生活，他在当地一家咖啡进出口公司做会计。1939年，就在二战前夕，他去伦敦旅游时，遇到了苏茜，一个年轻的德国老师，原先在汉堡的一所小学里教授希伯莱文，当盖世太保带走了她整班的犹太学生后，她不得不逃离了在汉堡的家。两个星期后，乔治和苏茜闪电结婚。他们在萨尔瓦多定居了下来，相比战火滔天的欧洲，此时，这里俨然成了世外桃源。尽管他们的祖国远在千里之外，可是，这对年轻的夫妻还是希望他们的后代保留德国人严谨的作风，当他们的孩子伯尼在1943年出生后，他们将日耳曼人勤奋、自律和将法律奉若神明的传统与信仰都慢慢灌输给了这个孩子。伯尼14岁那年，一家三口移民去了美国加州，随后，伯尼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医学。正是在读医的时候，他遇到了玛西娅·维兰斯基，那年，他25岁，她刚刚20。　　和乔治·莱温斯基一样，玛西娅的父亲塞缪尔也曾被迫离开祖国，20世纪30年代，塞缪尔不得不离开苏维埃立陶宛。他先是在旧金山生活了一段时间，1948年，他的女儿玛西娅在旧金山出生。玛西娅4岁那年，他们全家去了东京，因为父亲发现战后日本有着无穷无尽的商业机会。塞缪尔在东京的进出口贸易做得很顺利，一家人在这里过着富足的生活，而且拥有一大批俄罗斯和日本朋友。玛西娅与比她小7岁的妹妹黛布拉的生活，仿佛就如同两个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她们住的豪华别墅里，似乎每个角落都塞满了仆人，甚至还拥有专门的豪华轿车司机。两个小姑娘很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圈里，日语都说得很流利。可是，突然间，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被打破了。　　1964年，塞缪尔·维兰斯基突发心脏病而死亡。他一去世，家族生意立刻陷入混乱，母亲伯妮丝不得不在绝望中，拖着两个女儿回到加州，投奔伯妮丝的母亲奥尔加。为了负担起一大家子的生活，伯妮丝找了一份秘书的工作，可是却似乎永远生活得入不敷出。豪宅与铺张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玛西娅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突然之间，你必须离开你生长多年的国家。” 　　由于家里几乎没了经济来源，玛西娅只能在一所社区大学里注册读书。两年后，她的一个叔叔接济了他们家，玛西娅得以入读加州州立大学，主修城市学，她想要在毕业后成为一个城市规划师。这个梦想也只能成为她永远的梦，因为1968年复活节，她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伯尼·莱温斯基，一个说话轻声细语、比她长5岁的医科学生。“我们都曾在国外生活过，这种共同的经历把我们拉得很近。”玛西娅说。不过她也承认，在她父亲去世后，此时她确实也急需情感上的慰藉。　　伯尼即将要进行紧张的实习，双方家长都觉得，如果这对年轻人能够尽早结婚，那么，伯尼至少可以在实习前，先过上一段稍稍正常点的婚姻生活。两个年轻人迅速开始准备结婚，新婚的喜悦让所有人都暂时失去了判断力，忽略了他们的不同——她迷人、羞涩，同时又忽视礼教，充满创造力，他含蓄、坦诚、务实，而且勤奋。1969年2月，在旧金山的费尔蒙特酒店，他们举行了传统的犹太婚礼。　　婚后不久，小夫妻俩去了伦敦，伯尼在皇家马斯登医院作了一年住院医生，主攻癌症治疗。这段时光也许是两人婚姻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玛西娅非常仰慕英国的历史与传统，而伯尼则为自己身处全世界最顶尖的癌症专科医院而感到兴奋不已。在这里，玛西娅幸福地发现，她怀孕了。在伯尼在伦敦的住院医师生活即将结束时，玛西娅提前回到了旧金山，然后，某一天，丈夫突然收到了一封电报，“亲爱的伯纳德，我们有了一个孩子。爱你的玛西娅。” 　　对玛西娅来说，女儿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到来意味着她实现了某种价值，正如玛西娅自己所说，“和很多与我同时代的女人一样，我从来没有很认真地去想，自己要怎样出人头地，要做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成为一个母亲，这就是我的目标。我的孩子们对我来说，就如珍宝般重要。” 　　在莫妮卡很小时，大家就发现她是个聪明的小孩。在她学会走路之前，她已经学会了说话，过两岁生日前她已经可以流利地说话了。玛西娅溺爱她的小女儿，可是很快她就发现，女儿反而成了她的主人。带着一丝疲倦的微笑，玛西娅说，“她是个意志坚定的小孩子，永远清楚地知道她想要些什么，不过，她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并不是为了控制他人，莫妮卡永远只为自己而存在。” 　　母亲和小姨妈黛布拉都可以一连串举出很多例子，证明在莫妮卡很小的时候，她已经是个倔强、甚至有些认死理儿的小姑娘。在她两岁的时候，有一天，黛布拉带着她去她们家附近的公园里玩荡秋千，玩了好一会儿，黛布拉觉得她们应该回去了，可是莫妮卡拒绝从秋千上走下来，黛布拉对着小姑娘恩威并施，没有用——尽管莫妮卡非常崇拜她的小姨妈，而且在莫妮卡的生命里，姨妈始终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可是，莫妮卡仍然不愿意回家。最后，黛布拉不得不使了个花招，她做出要走开的样子，对莫妮卡挥手说了声再见，觉得莫妮卡这回总该奔向她，与她一起回去了。她完全错了。尽管天色已黑，莫妮卡仍然一个劲地荡着秋千。黛布拉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对我来说，这并不完全是件坏事——在两岁时，莫妮卡就完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她真是个与众不同的人，非常迷人。那时的她就和现在一样，富有魅力、甜蜜，非常聪明而且与众不同，极端有毅力。” 　　莫妮卡的顽强意志，也许有些人会称之为顽固抑或倔强，在1976年，黛布拉的婚礼上再一次体现出来，黛布拉的丈夫是比尔·费纳曼，一位心脏病专家，两人打算在贝弗利山，也就是比尔祖母的家中举行婚礼。当时3岁的莫妮卡将是婚礼上的花童。就在婚礼前20分钟，这位花童突然觉得，她身上的那件浅蓝色的长袖连衣裙，如果将袖子剪掉，变成无袖，那看起来会更丑——此时的她已经有了对时尚的判断力。此时所有人都陷入忙乱中，新娘还在忙着对婚纱作最后的修改，没有人还有空去答理这位总是惹麻烦的花童。为了省事，玛西娅决定顺着女儿的意思来，找来了一把剪刀。讨人厌的长袖终于被剪掉了，莫妮卡开开心心地重新穿上了面目一新的漂亮裙子，她的小姨妈因此抱怨说，“莫妮卡偷走了众人对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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