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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特里普听从了莫妮卡的建议,与林赛取得了联系,林赛建议特里普与克林顿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当面好好谈一谈,毕竟贝内特正在负责帮总统处理琼斯案,希望得知更多跟案情有关的细节,林赛安排好了特里普与贝内特律师见面的日期,时间定在了7月底。很明显,特里普对与贝内特见面一事感到相当紧张,因为担心自己的长相不大赏心悦目,她还特意去做了一次头发,然后见了她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最后,特里普向林赛表示,她的私人律师建议她保持中立,不要被牵扯进琼斯案,因此她不同意与贝内特见面。

  莫妮卡气坏了。特里普既然为政府工作,她自然应该替总统效劳,她的职务就决定了她根本不可能是中立的。莫妮卡更不能理解的是,在伊斯科夫撰写的关于凯瑟琳·威利事件的文章中,特里普竟然出面发表了她的证词。

  事实上,《新闻周刊》同样为了伊斯科夫的这篇文章提心吊胆,因此迟迟不敢刊登,直到7月底,琼斯的律师传唤凯瑟琳·威利,他们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地,他们认为,琼斯律师的这一举动足以证明威利与总统性骚扰案件的关联,于是,1997年8月初,这篇报道在《新闻周刊》上刊出。在这篇文章里,琳达·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骚扰的说法互相矛盾,1998年3月,在接受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采访时,威利还继续坚持她被总统性骚扰的说法,并且在节目中详细阐述了整个过程。

  后来,克林顿总统否认了一切性骚扰的指控,他说,当时威利来见她时情绪很激动,因为她表示当时急需要钱,请求总统为她安排一份可以发薪水的工作,当时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椭圆办公室餐厅的桌子旁边,在他们说完话后,他确实拥抱了她一下,也许还亲吻了她的额头,但是仅限于此,没有其他举动。莫妮卡觉得总统的这番解释是可信的,她说,“现在我仔细研究威利事件,觉得其中有很多疑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总统怎么可能放任她那样走出椭圆办公室?也许她的口红确实被擦掉了,毕竟喝口水口红也会掉呀,可是说什么衣衫不整,这怎么可能?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一直都很注意形象。每次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都会在桌子上留一个空的减肥可乐瓶,这可以让旁人误认为我们之间纯属朋友关系,并不是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莱温斯基正在帮助永远让她受到伤害的犹大朋友特里普,在《新闻周刊》刊文认为她的人格不值得信任的文章后,莱温斯基甚至帮她写了一封抗议信,“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当《新闻周刊》刊登了有关威利的报道后,鲍伯·贝内特律师指责特里普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女人”,这让特里普感到很愤怒。此外贝内特还指责说,在这一年年初,有一个人写匿名信通知琼斯的律师,他们可以在凯瑟琳·威利身上挖到更多线索,现在他已经得到证实,这个人就是特里普。

  虽然特里普觉得自己的人格遭到了极大侮辱,她还是觉得很兴奋——她还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多的注意。曾经和她打过交道的作家经纪人卢西安·戈德伯格之子乔纳表示,此时特里普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主角,她相信在这样一部戏里,只因有了她的存在,这部戏才能得以发展下去,乔纳说,“她没有想到,伊斯科夫竟然会使她牵扯进如此大的旋涡之中,对此,特里普既兴奋,又害怕。她觉得现在全世界人都在看着她,而且她踌躇满志,相信到时莫妮卡事件曝光后,她就能再一次站在舞台中央。”

  莫妮卡对特里普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可她仍然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她担心特里普会因为自己的轻率之举而丢掉五角大楼的工作。从五角大楼的内部管理备忘录中就可以看出,特里普在这里的名声简直糟糕透顶,人们公认她举止粗鲁、而且极难相处,在工作时根本没法与她合作,而她与莫妮卡共同的顶头上司,肯·培根对于她的行为也相当不满,当年白水事件发生时,特里普也一度对媒体发表过非常不合适的评论,当时他就已经警告过特里普,今后如果她再对媒体发表只言片语,就一定要在事先通知他。莫妮卡在这种充满敌视与怀疑的气氛中,仍然全心全意帮助她的朋友,她对暴怒的上司解释说,《新闻周刊》所发表的净是些不实之词,并未征得特里普的同意。她还打电话给特里普的律师巴赫,告诉他,《新闻周刊》在没有征得他委托人的同意下,随意引用了她的话,已经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并且要求他立刻替特里普发表声明。巴赫并未向特里普核实,便照办了莫妮卡的要求。

  等到特里普回到五角大楼,她向莫妮卡承认,她现在非常害怕丢掉这份工作。于是她给《新闻周刊》写了封信,抗议他们错误引用了她说的话,还将这封信的草稿拿给莫妮卡看。莫妮卡建议她修改了几处地方,还帮她找到了《新闻周刊》的传真号码,这样,特里普才得以将这封抗议信直接发给杂志社的主编。这封信的基本观点与那篇新闻其实并没有太大冲突,不过其中的一句话确实点到了要害,它写道,“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还有更麻烦的事情。此时特里普仍然为贝内特对她的评论感到愤怒——竟然有人质疑她的诚实!她告诉莫妮卡,如果她因为此事被炒鱿鱼,她将要写一本“透露一切事实”的书,莫妮卡回忆说,“特里普要写书的计划让我感觉不安极了。”于是莫妮卡焦急地问特里普,她会不会在书中透露她与总统的事情,特里普,这个曾经告诉伊斯科夫,总统与一个“年轻的女实习生”有染的女人,用最诚恳的声音告诉莫妮卡,“当然不会了,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莫妮卡感觉现在的自己简直是如履薄冰,她还在为自己回白宫工作的事情而焦虑,又添上了特里普要写书的问题。7月16日,就在她与总统谈论了威利丑闻后两天,她第二次与玛莎·斯科特会面,两个人谈了约摸一个小时,莫妮卡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了,她认为斯科特已经同意将她从五角大楼“借调”过来,就在斯科特自己的办公室工作,而且日期定在了9月1日,她回忆说,“当时我觉得,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工作,可也已经差不离了。我对自己说,‘我就要回来了。’”

  莫妮卡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却并不像莫妮卡这样轻信别人,她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8月4日她给朋友写了封电子邮件,信中写道,“我希望一切都好,我也希望你不要太过执着于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莫妮卡,你千万不要忘记照顾好你自己,不要一心只想到别人,却忘记了你自己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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