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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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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无论是特里普本人,还是伊斯科夫与戈德伯格母子,他们都极其重视此次会谈,卢西安·戈德伯格甚至特意从纽约飞到华盛顿,就是为了参加这次会议。而伊斯科夫则承认说,在这次开会前,他就曾与特里普谈过关于莫妮卡的事情。这个细节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证据,证明特里普非常清楚伊斯科夫在写作关于莫妮卡的新闻报道时,究竟需要哪方面的材料,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她才会向莫妮卡透露那条她被列入黑名单的假新闻。 之前,特里普与卢西安·戈德伯格谈话时,戈德伯格曾经建议她将这个故事卖给那些小报,特里普没有同意,说这样做实在是“太掉价”了。她仍然想由《新闻周刊》刊登这个故事,认为这样才能保全她的名誉。可是伊斯科夫却再三跟她强调,单凭现在他们手头上的这些证据,稿件还无法刊登,因为《新闻周刊》这样一份有影响力的期刊绝不可能刊登一个单纯的性爱故事,这则新闻一定要跟政治沾边,比方说,可以证明总统违反了宪法或者法律,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刊登。他还举出了琼斯案的例子,详细跟特里普解释说,琼斯的新闻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人关注,就是因为在这则新闻里,总统成了嫌疑犯。 怎样与政治沾边?这是一个问题。莫妮卡的工作成为问题的关键。假如莫妮卡得不到在白宫的工作机会,这显然没办法毁坏总统的名声,甚至会被当作总统公正无私的例子。那么,如果总统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纽约为莫妮卡找到一份薪水更高的职务呢?这样一来就彻底改变了整件事情的性质,而且与琼斯案有了深层次的呼应:克林顿在对女人进行了性骚扰案后,习惯于将给她们安排一份好工作,当成对她们的酬谢。琼斯的律师也可以在法庭上这样解释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琼斯就因为拒绝了总统的性骚扰,受到了总统的报复,没能得到更好的工作;而莫妮卡·莱温斯基则正好相反,就因为她与总统有了暧昧关系,因此,她受到了总统的照顾,在事业上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这些只是推测,但确实可以很好地解释琳达·特里普在1997年秋天的反常举动,她一向最支持莫妮卡重返白宫,并且在这件事上给她出了不少点子。可是到了这段时间,她的态度却完全变了,她开始力促莫妮卡离开华盛顿,并且要求总统在其他城市帮她找一份更好的工作。与此同时,她对莫妮卡的态度也变得非常僵硬,时冷时热。现在回过头来看,莫妮卡认为,这是因为特里普心中存有一丝不安和负罪感,这种态度的变化正是她心理发生剧变的折射。 在10月6日进行的这次秘密会谈中,特里普特意给伊斯科夫带来了两卷录音带,可是伊斯科夫害怕一旦听了录音带,他本人会涉嫌违法,因此并没有听。不过,特里普还是向他口述了录音带中的内容。当天他还要去参加一档电视节目的拍摄工作,可是在时间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他还是反复向特里普强调,他们要写的这个故事一定要与政治、法律沾边,而且他们必须搜集更多、更具体的证据。现在,一旦莫妮卡与总统之间的地下情曝光,每个人都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琼斯的律师将得到有利于他们的证据;伊斯科夫将会发表震动全美国的独家新闻;戈德伯格将会有可能将这位他不支持的自由派总统赶下台;而特里普会得到什么东西? 一本书,当然,她会得到一本标有她大名的著作,只是,在此时这本书还根本没有动笔。我们不能不这样猜想,驱使着她不遗余力做出这种事情的,并不是什么所谓的道德感,而是更多、更复杂的情形——她要报复,报复这么多年来她在学校、在家庭中所受到的轻视与侮辱;她要惩罚白宫,因为这里的人叫她骗子,而且害她的事业受挫;她要折磨莫妮卡,因为在她眼中,莫妮卡已经得到了一切,她要看着她受尽折磨。 确实,在琳达·特里普的眼中,莫妮卡·莱温斯基代表了最大的罪恶。莫妮卡很年轻、可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很招男人喜欢,同时,她还拥有那么多人的关爱,她的父母在尽全力关心着她;她的一群朋友在不断支持着她;总统,那个最有权力的人在照顾着她。这些人,他们都该睁大眼睛瞧瞧,到底是谁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9月份,在谈到特里普的这本书时,戈德伯格曾经提醒特里普注意,这本书可能会对莫妮卡产生非常恶劣的后果,她说,“这肯定会毁了她,而且你得做好准备,你肯定会失去这个朋友。”特里普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噢,我早就准备好了。我已经下决心了。” 不管特里普真实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当她按下录音机的“录音”键时,她就已经撒下了一张大网,她将要做的事,足以令总统蒙羞,也足以导致总统情人的崩溃。 9.特里普陷阱 身材高大的维农·乔丹属于那种彻头彻尾的华盛顿都市权威,一个朋友目录里有总统——包括比尔·克林顿——和其他权贵朋友的律师。从他专门定制的衬衫到言语谈吐,一切的一切都彰显着阶层和品位,即使自认时尚品位出众的莫妮卡·莱温斯基也对他印象深刻。事实上,当1997年11月5日她第一次和乔丹见面,讨论工作前景时,她认为他比总统还要令人望而生畏。 见面的一个月前,乔丹出现在莫妮卡的“雷达”范围内。10月6日这个充满宿命意味的日子里,琳达·特里普扔给她一个炸弹般的消息——她已经被列入了白宫的黑名单。两个女人在讨论莫妮卡去纽约工作的愿望时,特里普提到了乔丹这个名字,他是“搞定先生”,除了是Akin、Gump、Sreauss、Hauer&Feld等华盛顿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外,还出现在无数重量级公司的董事会里。 那会儿,莫妮卡依然完全信任特里普,后者也还扮演着一个关心她、支持她的好朋友的角色。“我一生都需要你。”她告诉莫妮卡,催促她离开华盛顿,鼓励她向总统要求一个新工作,比她现在五角大楼的那份收入更高,甚至嘲笑莫妮卡6万美元年薪的目标实在太低。当莫妮卡在给总统的一张留言中谈到,她希望能得到一份级别G12或G13(低级)的政府工作时,特里普告诉她能有更好的工作。 莫妮卡希望从总统那里得到两样东西,一个道歉和一份工作。她在一次电话聊天中告诉特里普,他应该承认“他也有份搞砸了我的生活……如果我还打算再和一个已婚男人——特别是一个总统——搞上一段,那么就杀了我。” 除了信任特里普,莫妮卡听说她不可能再在白宫工作后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贝蒂·库里,希望能和总统讲话。不幸的是,他当时正和以色列总统一起晚宴,不能接听电话。所以,在特里普的支持下,她给他写了一封短信。这也是她给总统一系列信中的一封,发泄着她的不快、愤怒和对他们那段关系的期望,他曾经许诺了如此之多,可是付出却如此之少。在这张纸条中,她说最近这段时间自己肯定没希望重返白宫了,因此希望能和他见一面,讨论她的工作问题。她的语调很悲伤:“英俊的先生,过去几个月来你一直在疏远我,摒弃我。我不知道原因。是因为你不再喜欢我了,还是你害怕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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