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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

　　10点30，他们回到Oic，莫妮卡在办公室里焦急等待着，突然被金斯堡低沉的吼声吓了一跳：“你这个混账！你还想传诉她父亲？”然后，他开门，抓起莫妮卡就说：“走，我们离开这里。”他们走下走廊的时候，他告诉她，他们打算把一张给莱温斯基医生的传票交给他。这时，莫妮卡说：“我输了，因为绝望、精神混乱而摔倒在地上，感觉到无尽的折磨。他们到底想对我的家庭干什么？我无法再承受了。”

　　金斯堡强硬地告诉她，站起来，冷静下来：“你不能让他们看出你非常害怕。”他和莫妮卡离开了Oic大楼，斯派兹则留下来，最终成功地说服他们放弃了传召伯尼的念头。

　　同时，玛西娅也刚聘用了一个律师，比利·马丁。当她拿到传票后，两人在1月18日初次见面，那时他非常不安。作为一个有着15年从业经验、处理过自杀到强奸各种案件的律师，他看出，种种迹象都表明，和自己打交道的这个女人是一出大案中的牺牲品。“她非常非常担心害怕。”他说：“我的第一反应是她在夸张表演，没多久就发现，她有这样的反应是完全正常的。”

　　迫使玛西娅出庭作证反对自己的女儿，这个决定背后隐藏着的险恶用心让许多资深律师对这个案子望而却步。正如马丁所说：“Oic内部好像有一个决定，就是抱着起诉总统的目标去调查这起案子，这个决定也从未改变过。无论遇到多大困难，他们都要起诉克林顿。”

　　其实，他们迫使玛西娅出现在大陪审团面前，是策略的一部分。“就是为了胁迫莫妮卡同意和Oic合作，因为很明显，所有出庭作证的人之中，她知道得最少。”

　　莫妮卡和玛西娅现在确信，电话被录音了，公寓里有窃听器，决定收拾东西搬到玛西娅的母亲在6楼拥有的一套公寓里。因为她们都收到了传票，也被警告哪怕互相之间也不许谈论案情，所以他们就在深夜走进浴室，打开水龙头，彼此低语。莫妮卡回忆着她们如何每晚难以入眠，根本睡不了几个小时就会在突发的精神紧张中醒来，说：“这让我想起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我们哪像是呆在本世纪的美国啊，而是生活在不断的恐惧之中。”

　　1月21日，故事终于发生了。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后，大众传媒还从未陷入如此不断增强的集体狂欢。谈论教皇对古巴历史性访问的高级电视新闻播音员让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录音带里的细节，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总统在莫妮卡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她到白宫的秘密行动，还有所有关于两人关系的阴险传闻、猜测和发明创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原本已经挑选好了今年给他的情人节礼物，是几行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她原来还想登在《华盛顿邮报》呢！

　　1月20日，周二，是她默默无名的最后一天。她离开了母亲的房子，因为斯塔尔的人终于来搜查她的公寓里。当他们彻底检查她的私人物品时，她只能漫无目的的晃来晃去消磨时间。“太粗暴了，这些男人仔细翻检着我的东西。”同时，斯塔尔还拿出一张白宫的传票，要求任何与总统有关的东西都要交出来。

　　第二天早上5点，莫妮卡睡不着，来到走廊，捡起《华盛顿邮报》的晨版。故事终于发生了，头版内容是苏珊·施密特引用的“原始材料”，里面讲到在特里普的录音带里，可以听到莫妮卡说“克林顿和乔丹引她作伪证”。那完全不是这回事，莫妮卡可以发誓，这正是斯塔尔可以扩大调查权限的关键，也是未来几周每个报纸的封面新闻故事、每个关于丑闻的电视广播节目的基调。

　　她读到《华盛顿邮报》的故事时，时间似乎停止了，感觉在做着一场无尽的白日噩梦。这种感觉在未来几天内越来越厉害。在1995年O.J.辛普森之后，大众传媒还从未陷入如此不断增强的集体狂欢。谈论教皇对古巴历史性访问的高级电视新闻播音员让位，取而代之的是秘密录音带里的细节，一件神秘的沾染精液的衣服，总统在莫妮卡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她到白宫的秘密行动，还有所有关于两人关系的阴险传闻、猜测和发明创造。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她原本已经挑选好了今年给他的情人节礼物，是几行艾米丽·迪金森的诗歌，她原来还想登在《华盛顿邮报》呢！

　　狂野之夜！狂野之夜！
　　当我和你在一起，
　　狂野之夜就是
　　我们的奢华盛宴！

　　不止一次，比尔·金斯堡跳出来煽风点火，指责总统是一个厌恶女人的家伙，而斯塔尔则摧毁了莫妮卡的生活。“故事一开始。”莫妮卡回忆说：“我们坐在房间里，风暴在头上不断盘旋。所有人都在讨论他应该辞职，我真不敢相信。我依然深爱着他，想保护他。我一点也不喜欢金斯堡说他是一个厌恶女人的家伙。同时，我也非常沮丧，因为那些指控都不是真的，他从未要我去撒谎。”她依然非常支持总统，当他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表示和她“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时，她也欣然接受。

　　她希望保护总统，同时又充满着担心，不知道家人和朋┯选—她一个也不敢打电话——怎么面对这个新闻。她的姨妈黛布拉当时正在波士顿，感觉“非常可怕”；她的弟弟则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卡耐基·梅隆大学里能度过那噩梦般的几天，完全要感谢如兄弟会般温暖的室友和同学的友谊。除了很短又含糊不清的电话，迈克尔不能和家人说上话，一个月以后才听见姐姐的声音。“丑闻爆发前两天，我还非常担心发生的事情，感觉自己像个孤独的残骸。”他回忆说，“故事发生后，我简直要疯了，不愿意承认这一切。在我脑海里，那个出现在每个电视频道的女人不是我姐姐。那真是太丑陋了，我能挺过来，真要感谢我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

　　莫妮卡的朋友也陷入烦恼之中，她和那些闺中密友的关系现在可以浓缩成两个词：法律危险。如果她给她们打电话，或者反之，马上就会有一份电话记录，她们就也在斯塔尔眼皮底下了。而且，莫妮卡和母亲周围也建立了所谓的“法律保护”，防止那些和她们关系好的人接近她们，可以增加她们的孤独感和恐惧感。那时，她已经知道特里普录下她们在五角大楼城的谈话，但不知道她们之前的许多谈话也被录音了，她的好友们早已牵连在内，因为莫妮卡总是告诉特里普，自己和她们的谈话内容是什么，这些都已记录在案了。

　　莫妮卡特别担心内莎·迪曼·埃布兰德，她在被抓前一天还给她打过电话，留了言。当内莎回电时，莫妮卡已经被控制了，只告诉她自己会给她回电的。和所有莫妮卡的朋友一样，内莎是在开车经过加州的马里兰德尔雷的时候，突然听到电台广播里提到莫妮卡的名字。她说：“我要疯掉了”。超过半年的时间内她没有再能和莫妮卡说话，送上自己的安慰，要和她联系只能通过金斯堡。

　　对莫妮卡在波特兰的朋友来说，这消息同样残酷，而且更麻烦，几天内她们发现自己被媒体包围了。那时正在怀孕的琳达·埃斯特加好像回到过去的学校时光，昔日学生从世界各地打电话到她在波特兰家中，她像一个“母亲”那样对他们说“无可奉告”，然后每天不断重复这句话，给上百名打电话来或者在她家门口晃悠的记者。

　　像琳达和无数莫妮卡昔日的同学，正在攻读心理学博士的卡里·亨德森也为莫妮卡的遭遇担心受怕，他说：“每个人都想逃避现实，我们都为莫妮卡感到害怕，我冲着电视又哭又骂，心想她肯定在考虑自杀，因为我无法想象她如何能面对这一切。在电视新闻里，她甚至还排在教皇出访古巴之前，上帝保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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