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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16.秋千上的女孩

  当这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离莫妮卡·莱温斯基和总统最后那次见面正好刚过一年。到现在为止,他仍然不时浮现在她的脑海中,无论是在难以入眠的夜晚还是白天她本应清醒着的时刻。而在她的睡梦中,他更是常客了,“有几个早晨,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感到难以自已地思念着他,我的头脑、心脏、身体乃至我的每一盎司的存在都感受到这思念的痛苦。”她说,“我如此剧烈地怀念着他占有我的方式。”

  他能够轻易引起她的情绪波动,从温柔、渴望到自怜、内疚再到愤怒。“最近一个时期,”她补充道,“我只要把眼睛闭上,就仿佛回到我在白宫东楼的那个小小的办公室,电话铃响了起来,我屏住呼吸,确信电话那头响起的将会是那个声音,那个对别人如此生硬,对我却如此亲密的声音,那个充满着渴求、悲伤和欲望的声音。

  “很奇怪,我的心开始剧烈跳动,好像我真的在那里一样。有时候,我怀念接了电话之后去椭圆办公室的那种紧张的欢乐,我的心跳飞快,脸颊晕红,只要想到他靠近我时他的气味、他的触摸、他身体的温度,我就兴奋。我会迫不及待地和这个‘英俊先生’吻在一起,品尝爱情的甜蜜。

  “我不能相信,和总统的这份感情已经结束了,那温柔的触碰和有力的拥抱也随之一去不返了。我也同样怀念那常常映入我眼帘的他沉迷的眼神和宽厚的微笑。”

  但是,她对于那段浪漫日子温馨的怀想,最后总会被愤怒所代替。她不可避免地会想到总统是如何指着她对全世界说,他和“那个女人”没有任何性关系。这份又爱又恨的情感,让莫妮卡心中充满矛盾,“有多少日子我思念他,希望在电视里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就有多少日子不想再看见他,我关掉电视机,看到他就不舒服。”然而,无论多么为之伤心欲绝,现在莫妮卡更把克林顿看做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男人,一个政治家可以对她和国家撒谎。她说,“我从来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但是去年的事件,让我知道他比我想象得更不诚实。现在我知道他是一个自私的人,无时无刻不在撒谎,这一点让我心中愤恨不已。”

  可以理解,莫妮卡的家人和密友也有这种愤怒感。对于克林顿既扮演着她的男朋友又扮演着一个总统的角色,她和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之间产生了难得的分歧。凯瑟琳宣称,“他是我的总统,他的年龄是她的两倍,有着一个几乎和她一样大的女儿,我不能原谅他的行为。”

  在整个丑闻发生的这段时间里,莫妮卡的父亲一直都不愿意评论总统,他在上电视的时候,以沉默面对电视主持人芭芭拉·沃尔特、拉瑞·金还有凯蒂·科林斯的问题。自从斯塔尔的报告出版和特里普的录音公开以后,他的心肠就变硬了。今天,他毫不含糊地声明,“我恨他这个烂人和他所做的一切。把美国总统称为寄生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事实上,他就是。他对我女儿所做的一切,都让我很生气,莫妮卡才比切尔西大几岁,我相信他不会认可别人对他的女儿做这些事情。他是一个懦夫,没有勇气承担他所做的事情。”

  就像深深地憎恨在她需要的时候抛弃她的总统,莫妮卡对琳达·特里普和她那一伙背叛了她和总统的人,怀着刻骨不灭的仇恨。“我的怒火四处游走。”她悲伤地说。这份仇恨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她能够把这种感情抛到脑后,她真正找回以前那个完整的莫妮卡,可以继续前行了。当她决定要起诉特里普非法录音的时候,她很明白这个案子会让她去重新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过去,那些她一直试着忘记的过去一直纠缠着她的现实生活,阻止着她奔向新生。

  和仇恨为伴的是巨大的内疚感。她为自己导致的麻烦和痛苦感到害臊,不仅是困扰了她的家人和她的朋友,还有总统的家人,尤其是切尔西·克林顿。莫妮卡到现在仍然不能相信——更不用说接受,三年前那次兴奋的、夹杂着偷偷摸摸的调情所开始的一段故事,随着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弹劾选举总统而消逝。

  1998年12月中旬,国会以微弱多数的投票通过弹劾克林顿的决议时,莫妮卡不禁强烈自责,“我太对不起他了,”她说,“我哭了又哭,觉得太不幸了,不能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她为总统的不幸狠狠责备着自己,她对自己说,如果当初她不相信特里普,这之后一系列的悲剧都不会发生。其实,就像国会立法者喜欢说的那样,她的论点只是一个“假设”。当葆拉·琼斯案中,总统在斯塔尔的大陪审团前说出自己的证词,就已经宣告了他的倒台。

  伤心的莫妮卡整天窝在床上,无法忍受那些新闻,众议院在投票弹劾总统,甚至就在这个全国最高行政长官动员全国的武装部队,和英国一同出兵,对伊拉克实行大规模的轰炸的时候。美国人对此迷惑不已,又忧心忡忡。

  这整个事件所具有的政治审判特点,带有专制时期前苏联的烙印。国家的调查官实行恐怖政策,让母子猜忌,把恋人分开,让家人离弃,使朋友反目,在这里,结局早在事情开始之前就被写好。一些观察者慷慨地把这个事件和刘易斯·卡洛尔笔下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作比较,在书中,红桃皇后不停地大叫,“不,不……先处罚再定罪。”

  无论何种标准,弹劾之争都显得太过超现实。一场审判暴露出美国法律系统正濒临沸点,同时正义则降到最低点,这是系统对常识的胜利。国会决定弹劾总统,根据就是那个男人找人代写的报告,而他根本没有见过关键证人,更别说面谈了。这个报告的基础则是在一个一边倒的法官面前的宣誓。在这样的法律圈套中,一个人够聪明的话就能在大陪审团面前“起诉一块芝士三明治”。

  然而,所有这些质疑都被扔到了一边,国会投票通过总统因为两项条款而被弹劾,一个是在大陪审团面前发伪誓;另一个是妨碍司法公正。这两条“弹劾的理由”不久从低级立法机关,也就是众议院,被送到参议院,在参议院里,正式审判从1999年1月7日开始。100个参议员都宣过了誓,成为陪审团成员,他们中只要有三分之二的人通过,就可以让总统下台。然而共和党在参议院中并不占绝对多数,许多观察员认为这个举动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只是一次用来摧毁整个国家的联系而已。

  对莫妮卡来说,参议院这次对克林顿总统的历史性审判,激起的不仅是她的焦虑和悔恨,还有憎恨,当参议院讨论是否需要召集证人时,这个提议显然是共和党的调查官和克林顿对手们所衷心希望的。每天她都浑身颤抖地等着知道,是否要作为证人出席审判现场,是否要在参议员面前被拷问,而这一切都会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中播出。在她的冰箱里有两瓶酒,一瓶是高度的伏特加,另一瓶是她最喜欢的Veuveclicquot香槟,如果她被要求出庭,她就拿前者灌醉自己,如果没有,她就拿后者来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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