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胜利-曼施坦因回忆录(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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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七

哈尔德虽已经承认我们的观念大致是与陆军总部一致的，但他却坚持着说，陆军总部有关第19和第14两军的命令，并不表示攻势已经有了一个新焦点，而只是表示必要时有创立一个的可能性而已。他更补充着说：“由于受着我们控制之外的影响，决定重点究应摆在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计划的问题，而变成了作战本身中的一个指挥问题了。”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获得两个结论：（一）希特勒认为他作重要决定的权利，是已经连攻势的实际执行都包括在内了。（二）他认为攻势重点的位置，应根据攻势的如何发展来决定。无论如何就目前而论，他不是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计划，就是故意不想采纳它。　　哈尔德在12月15日，又有一个电话给我，更使我对于上述的后一种印象，获得了印证。 12月6 日，我又用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哈尔德，再度说明有利于我们的作战计划的一切理由。实际上，这个信件也就把整个的“新”计划都包括在内。因为直到12月15日，尚未获得哈尔德的答复，于是就和首席参谋次长，斯德普纳格通了一个电话，问他陆军总部对于我们的建议究竟准备拖到哪一天为止。于是哈尔德才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向我保证说，陆军领袖们都完全同意于我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奉有严厉的命令，一定要把攻击重点摆在B 集团军群方面，而且必须等到攻势发动之后，始准有所转移。　　从这里，也许就应假定陆军总部的领袖们，是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观点，并且也已经用某种方式，把这种观点转呈希特勒核夺了。但是，我同时又从华里蒙特将军（约德尔的副手）和罗斯堡将军（约德尔的作战处长）方面，得知陆军总部根本就不曾把我们的建议转告希特勒，让他知道有这样一种观念的存在！所以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大惑不解。　　不管陆军总部是否会真正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个在攻势尚未发动之前，决不把重点放在A 集团军群方面的观念，却无论如何是与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想法完全不相容的。　　诚然，“坐以待敌”的观念是拿破仑所首创的。对于法国人而言，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一条公理，尤其是自从1914年，他们主动发动洛林攻势失败之后，更是如此。　　在1940年，盟军统帅部毫无疑问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他们希望让我们去担负发动攻势的沉重代价，所以他们有绝对的理由，应该坐以待敌。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尽量避免在比利时作实力的考验，而同时应集中其一切的兵力，来向我们攻势的南侧面发动强大的反攻。　　可是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就决不可以坐候时机，然后再来决定在何时何地打出我们的王牌，因为A 集团军群的作战计划是以“奇袭”为基础的。敌人很不可能料想到会有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透过阿登山地前进，并且还有一整个集团军的兵力跟在它的后面走。但是这个挺进要想达到其目标，即索姆河下游，则所有投入比利时南部的敌军也都应加以击溃。我们必须与这些兵力的残部，同时渡过马斯河，然后才能从后方攻击在比利时北部面对着B 集团军群的敌军。　　同样，任何想击碎在我方南侧面（例如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强大敌军预备队的企图，也必须要我们能有足够兵力，足以在那一方面保持主动权时，才会有成功的希望。这又是为“第二幕”，即毁灭剩余敌军兵力，创立一个有利的跃出位置。　　若是想要等待战况发展之后，才再来决定我方作战的重点位置，那么也就无异于放弃了用从南面迂回的运动，以歼灭比利时北部敌军的机会。同时，其意义也就是说使敌人有时间来得及对我方的南侧面部署一个反攻，这也是他能获得胜利的唯一机会。　　假使说必须要看我们能否用不适当的兵力获致奇袭的效果，才再来决定是否把适当的兵力分配给A 集团军群，以作一个决定性的主力攻击。那么对于这种观念的最好批评就是引用老毛奇的格言：“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简言之，我们决不能坐待攻势的发展——到底是B 集团军群的集中攻击，能够击碎在比利时境内的敌军呢？还是一支孤单的第19装甲军，能够一直突破达到色当呢？假使要采取A 集团军群的计划，则从一开始起就应给予我们以适当的装甲兵力和三个集团军——不过由于空间的不够，第三个集团军可以随后加入。所以我在12月6 日的备忘录中，特别声明所要求者不是两个集团军（共22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军，而是三个集团军（共40个师）和两个机动军。很巧合的，以后当希特勒采纳了我们的计划时，实际我们所获得的兵力恰好就是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还必须继续奋斗下去。我们现所要争取的主要问题，就是从作战一开始时起，不仅只用第19装甲军，而且还要加上第14摩托化军，立即从阿登地区通过，在色当渡过马斯河，并一直向索姆河下游长驱直入。此外，我们所要求的第三个集团军从一开始起，也就应立即向马斯河以西在我方南侧面展开的敌军，采取攻势的行动。　　假使我们能使上级接受这两个要求——那么即使陆军总部仍不全部采纳我们的意见——这个攻势也就还是注定了会一直向我们所希望的途径发展，而终于达到最后的胜利。　　假使诚如老毛奇所说的，我们自己的作战计划对于与敌人主力作了第一次遭遇之后的发展，他还是并无确实的把握；但是若开始时即无适当的兵力，则在最初阶段，攻势即将发生顿挫，那却又是可以断言的了。　　可是老毛奇同时又指出，一个军事指挥官的眼光必须要越过这第一次的接触，而把它定在最后目标之上。照我们看来，那个所谓最后目标者就应该是在欧洲大陆的总体性胜利。这应该是整个德国攻势的目标。即使必须要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来达到它也不要紧。　　所以拿破仑的那种暂时不决定主攻方向的办法——这也正是希特勒所想要模仿的——在其他的情况中也许可以算是一个良好的解决，但在我们自己的这种情况中，其意义就是不以绝对的胜利为目标。　　12月18日，由于我在12月6 日写给总参谋长的信件并未能产生理想中的效果，于是我又根据我们自己的作战观念，写了一个西战场攻势“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伦德斯特上将。因为他正要去与陆军总司令作一个简单的会谈，并准备在获得后者同意时，一同去谒见希特勒。12月22日，伦德斯特与勃劳希契举行了一次会谈，但却并未去谒见希特勒。我又同时曾用书面的形式，将这个草案呈送陆军总部，因为我希望这种简洁干脆的文件，也许可以比过去那些纯粹理论性的解释，要更能改变最高统帅部作战处中的态度。仅仅到了战后，我才知道作战处根本上就从来不曾由哈尔德方面收到我们的任何备忘录。　　12月下半月的天气使任何发动攻势的思想都已经变得不在考虑之列。无论如何，似乎是最好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再来从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因为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是已经提供了够多的思想粮食。因此我就可以回家去过圣诞节。当我从李格尼兹返回科布仑兹时，我又顺便经过在左森的陆军总部，看看我们的计划草案是否已经造成了何种印象。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又再度向我保证说，陆军总部是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他们却受到了希特勒命令的限制，不敢决定攻势重点究应放在何处。　　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们并不知道陆军总司令是否已经向希特勒提出了我们的建议。不过似乎他是并未如此做过的，因为我从最高统帅部作战处中的胡辛格中校方面得知，自从11月5 日以来，勃劳希契即始终不曾接近过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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