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胜利-曼施坦因回忆录(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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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

德军的炮兵毫无疑问比敌军的优秀，对于攻击中的步兵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援。但是敌方装有装甲的海岸防御炮，却可以从克里米亚的西北岸和“懒海”的南岸参加作战，而德国的火炮最初却无法击毁它们。此外俄军有充足的装甲兵力可以用供反攻用，而第11集团军却一辆坦克都没有。　　尤其是高级指挥官也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用战术的机动，来减轻部队的沉重担负。在那种情况下，对敌人根本就无奇袭的可能，因为他们只要坐在有良好构筑的野战工事中，等候德军的攻击发展。正像在皮里托普的情形一样，一面是海，一面是“懒海”，对于敌人不仅无侧击的可能，甚至连纵射也不可能。相反的，必须沿着三条狭窄的地带（中间为湖沼所分隔着），作纯粹的正面攻击。　　这个地岬中的盐质草原，平坦得像平底锅一样，上面无足够的植物供攻击者掩护。上面的天空也在俄国空军控制之中，其战斗机与战斗轰炸机对任何可以找得到的目标，都不断加以俯冲攻击。不仅是前线步兵和野战炮兵必须挖掘工事，甚至连在战斗地区后方的某一车辆和马匹都得挖掘工事，以应付敌机的攻击。情形坏到了如此的程度，高射炮都不敢发射，否则就有被立即炸毁的可能。直到攻势的最后阶段，在穆德尔（Molders为第二次大战中德国的著名空战英雄）和他的战斗机群来协助陆军作战之后，空中的敌人才算是肃清了——甚至也只限于白天里，在夜间连穆德尔也爱莫能助。　　在这种战斗条件之下，而且又面对着一个寸土必争的敌人，所以对于攻击部队的要求势必高到了不正常的程度，其损失也非常的可观。在这整个阶段中，我经常在路上跑，以便亲自看看战事是怎样进行的，对于苦战中的战斗单位能否提供何种帮助。　　对于战斗力的退减情形，使我都感到惊慌。担负这个艰难任务的各师在皮里柯普和亚速的战斗中都已损失惨重，所以他们能否攻占这些狭窄的走廊，和即令在突破之后，面对着实力日益增加的敌人，是否还有余力能赢得整个的克里米亚，似乎都不免使人感到大有疑问。　　到了10月25日，部队似乎就已成强弩之末了。有一个素质特优的师，其师长已两次报告他所指挥的各团是筋疲力尽了。在这样的斗争中，迟早总会达到这样一点，战斗的胜负好像是摆在剃刀边缘上一样。在这个时候，就要看攻击者是否有够坚强的意志，能把物质的忍耐力发展到其最高极限，终于克服防御者的抵抗。　　因为有这样的危险，可能一切的牺牲结果都会是白费，所以是否应要求作最后的最大努力，这也是指挥官内心中所最难于决定的问题。不过若非部队深具信心，并决心不放弃战斗，则指挥者的意志也还是毫无用处。　　结果，部队的不屈精神终于还是克服了敌人死守的决心。再经过了一天的苦战，10月27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成功。10月28日是10天苦战的结束，俄军的防御完全崩溃。第11集团军可以开始追击了。　　追击　　这次追击又是一个光荣的例证，足以证明各级指挥官的果敢和主动，以及战斗部队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部队不仅受到了惨重的损失，而且也已经精疲力尽，但是却还不顾一切的向克里米亚的南部海岸狂奔，这令人回忆到1796年，拿破仑所率领的军团在意大利境内的情形。　　到了11月16日，这个猛烈的追击已成过去了，除了塞瓦斯托波尔那个要塞地区以外，全部克里米亚都已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第11集团军的6 个师已经击溃了敌方的两个集团军（共计为12个步兵师和4 个骑兵师）的绝大部分。敌军的最初实力约为20万人，在战斗和追击中，一共有10万人以上成了德军的俘虏，此外我们还俘获了火炮700 门和坦克160 辆。那些逃入塞瓦斯托波尔或越过刻赤海峡的俄军都只是一些残部，而且也无任何重兵器。事实上那些逃入要塞的人员之所以能立即并组成为适当单位的主因，是由于敌人享有制海权，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补充和装备运来。　　当第11集团军的行政部门移到了齐门费罗普（Zimferopol）之后，那是克里米亚境内的一个俄罗斯化大城，我们的战术指挥所就移驻查拉布斯（Zarabus），那是该城北面的一个相当大的村落。我和参谋长住在一个小农庄中，每人有一间小房。我自己所用的家具也是最简单的，当然我们可以从齐门费罗普找一些用具，不过因为一般的部队都很苦，所以我们司令部中的人员自认为不应讲求任何的舒服享受。　　除了中间曾经短期移驻刻赤前线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上以外，我们几乎一直都留在这里，直到1942年8 月间为止。在过惯了游牧生活以后，这种定居的生活对于我们是完全的改变，但这种生活却并不一定受欢迎。当一个部队的司令部静止不动之后，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纸上的战争”（Paper war）。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问题，这是我常常感到非常关心的。一个指挥一个集团军的人，同时也是它的最高裁判者，所以最困难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他批准一个死刑的宣判。一方面维持纪律本是他的职责，而为了部队本身的利益，对于违法犯纪的人员也有严刑峻罚的必要。可是另一方面，在大笔一挥之下，即断送一条生命，这的确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当然，在战争中每天都可以使一万人丧失生命，每个军人都应该准备战死沙场。可是在战场上光荣地殉国与被自己的长官执行枪决，其间却是大有区别。　　当然，当一个军人作了某种卑劣的行为，使整个陆军的荣誉都为之蒙羞，或是使其同胞因而丧失生命，这时他罪有应得，难逃一死。但是也有许多其他的情形，并非完全由于本性的不良，而是因为某种人性过失所造成的，那却是未免情有可源。尽管如此，军法审判还是必须依照法律宣判其死刑。　　每逢要批准死刑判决书时，我总要亲自把所有的档案都仔细研究一番，然后再作决定。当开战之日，我的那一军中有两个士兵曾经奸杀了一个老妇，被判处死刑，这当然是罪无可赦的。可是下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有一个曾经在波兰战役中获得过铁十字勋章的人，在负伤出院之后，就被分发到一个陌生的单位中去服务。当他到达的第一天，他的机枪班中的全体同僚都战死了，他神经错乱于是开始逃走。依照法律他是应该判处死刑的，但是情节却不无可原谅之处。因为我也并不能立即取消军法审判的判决，所以我在这种情形中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与这个人的团长磋商，征得他的同意后，把死刑延缓4 个星期再加以执行。假使这个人在4 个星期之内，能够将功折罪，我就取消这个宣判。假使4 个星期过去了，那就还是要照样执行。在所有那些获得缓刑的人员当中，只有一个曾经逃亡到敌方去了，所有其他的人员不是立战功赎罪，就是克尽军人本职，光荣地战死在沙场上。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次突击　　现在第11集团军的任务就是攻克克里米亚最后据点，塞瓦斯托波尔。这个任务愈能提早完成，则敌人用来组织其防御的时间也愈少，而成功的机会也就愈大。而且也更能减少敌人从海上增援的机会。依照我们的计算，必要的部队运动和弹药的储积到11月27日或28日即可全部完成，所以我们也就定这一天为攻势发动的最后期限。可是到了这时，俄国的冬天却赶上了我们。因为它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所以其影响也就更为强烈。在克里米亚境内，雨季来临了，不久便使一切没有铺设路面的道路都无法使用。另一方面，在北面的大陆上早已为严冬所苦，在第聂伯河以南一共只有5 个可用的火车头，却已经弄坏了4 个。结果第11集团军每天所能获得的补给减到了只有一两列车。第聂伯河虽已冻冰，但却仍不能通车，而又无不受冰冻影响的桥梁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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