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胜利-曼施坦因回忆录(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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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

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对于我还是礼遇有加的，他对于第11集团军的部队在拉多加湖之战中的表现深表赞许。我就乘这个机会向他说明对于我们的步兵已经要求过度了。在东线上与俄国人这样顽强的敌人战斗时，我们的损失是注定了必然非常惨重，所以各步兵团必须经常使其迅速恢复实力，而决不可以延迟，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补充的兵员即从未能准时送到，所以步兵单位被迫常常要用不足额的兵力去进行战斗，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时间愈长，战斗部队的实力也就消磨得愈厉害。　　现在我们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空军正在着手组织22个所谓“空军野战师”（Luftwaffe Field Division），从这里可以抽出17万人来。这是毫不足怪的。戈林在其自己的领域中，一向是非常的阔绰，不仅是经费和设施是如此，在人力方面也是一样。空军有17万人可以抽调，这是老早就应该利用的剩余人力，自从不列颠之战以后，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梦想实际上早已幻灭。　　现在这17万人就准备集中编成空军的私房单位，来供地面战斗之用。因为空军有广大的人力范围可供选择。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师将会由第一等的军人所组成。若是在1941年的秋季中，能够用这些人员来补充陆军各师，使后者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实力，则在1941-1942 年之间的冬季，许多危机也许就都可以平安渡过。但若把这些优秀部队在空军的结构中编成师，则可以说是一种岂有此理的愚行。他们将从哪里去获得必要的接近战斗训练和与其他部队合作的经验呢？他们从哪里去获得战斗经验呢？这是东线上最重要的东西。空军又从那里去寻找师长、团长和营长呢？　　当我与希特勒谈话时，对于所有这些方面都曾加以详细的分析，不久以后，我又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请其注意。他很注意地听取我的意见，但却坚持说，他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作过了充分的考虑，所以决定不改变他的决定。不久以后，中央集团军群的前作战处长，曾经把戈林要求希特勒准许空军单独编师的理由讲给我听。这个人与希特勒的侍卫人员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深知各种内幕。戈林宣称他不能把他的部下交给陆军，因为他们都是在国社党的精神中培养长大的，而陆军中却还有牧师，而且陆军军官们都还是受到德帝国时代的传统支配。他早已告诉他的部下说，空军也必须牺牲，不应让陆军专美于前，这就是戈林说服希特勒的理由！　　我们的列宁格勒任务现在快要告一结束。当我在文尼察（Vinnitsa）的时候，希特勒曾经说过我的司令部可能要移到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费特布斯克地区中，因为敌人正有在那里发动巨型攻势的迹象。假使真是如此，则我们的任务就是也发动一个攻势以对抗它。不过同时他又说，假使他和他的大本营若离开文尼察，则我将奉命指挥A 集团军群。自从李斯特元帅因为意见不合，而被无理由免职之后，希特勒又自兼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就长期而言，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安排。最奇怪的是他在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他说他希望明年能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直入近东！由此可知他对于全盘军事情况和其战略可能性，所具有的认识是如何不现实。　　我在列宁格勒前线上的最后几天中，又遭到了一个极大的不幸。我的长子吉罗（Gero）战死了，这对于我的妻子、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都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10月29日，他为祖国而殉难，他的职位为我的老18师第51装甲步兵团中的一个少尉。在我指挥之下的德国青年，捐躯殉国的人数是成千累万，所以对于这个纯粹个人的损失似乎不应在此提及。我的儿子牺牲生命与无数的其他德国青年是并无二致，对于他们的父母也一样。不过在我个人的回忆录中，对于一个捐躯殉国的儿子却应该有所记载。他正像许多其他同样殉国的青年人一样，永远生存在其亲人的心灵中。　　我们的吉罗是1922年除夕出生的，20岁时就战死了。从出生起，他就是一个文弱的孩子。他幼年多病，仅赖我的妻子小心抚养，才使他的身体能够适合于作一个军人。因为多病，使他在童年中丧失了许多乐趣，但这也使他特别的变得少年老成，并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做生命所要他应做的一切事情。　　吉罗是一个极可爱的孩子——老成，有思想，但却总是快乐的，1940年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表示志愿从军，并加入我自己所属的那一个兵种，步兵——在德国步兵被称为战场上的女王，因为有史以来，都是由步兵担负战斗的主责。不用说，我们做父母的人，很了解这种承继祖先遗业的愿望，但是我们却并无任何左右其对职业选择的意图。完全是因为血统的遗传，使他想做一个职业军官——在平时为德国青年的训练者，在战时则为其领导者。所以中学毕业之后，他就在李格尼兹加入了第51装甲步兵团。在1941年的夏季战役中，他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在俄国境内作战。他升了下士，并因为与其他志愿人员救回了在巡逻中负伤的战友，而获得了铁十字勋章。1941年的秋季，他被送往军官学校受训，并于1942年的春季获得了军官的任命。　　经过一场重病，休假回来之后，又重新到了他所热爱的团中，该团现在正在依尔门附近作战，由第16集团军指挥，但他前往报到时，曾经路过我的防区，那正是拉多加湖会战时，他在我的旅行车中小住一个短时间，以后在10月18日，当我到第16集团军司令部中去访问我的老友布希上将时，我又曾经和他见了一面。布希也曾邀请吉罗，于是我们父子、布希和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一同在一起渡过了一个愉快的黄昏。几天之后，斯皮赫特就战死了。　　1942年10月30日上午，在早晨情况报告已经送入之后，我的参谋长夏尔兹将军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我，吉罗在前夜中为一颗俄国炸弹所炸死了。他是以营副的身份到前线传令而遭遇到不幸。　　次日我们把这个亲爱的孩子埋在依尔门的岸上。第18装甲步兵师的克鲁格牧师在致词开始时说：“一位步兵少尉。”我的儿子应该是可以瞑目了。　　在葬仪之后，我又飞回家去与我的老妻在一起过了几天，对于她而言，一向特别喜爱这个孩子。他幼年多病，曾经使我们伤了许多的脑筋。现在我们就把他的灵魂交付给上帝的手中。　　吉罗像许多其他的德国青年一样的殉国了。当我还在李格尼兹时，第11集团军司令部就已经从列宁格勒移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中的费特布斯克。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没有什么重要事件可以述叙。在尚未采取任何步骤对抗预料中的攻势之前，东线南端的情况又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务。　　11月20日，我们奉命成立了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Don Army Group），指挥斯大林格勒两侧的地区。我正在与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一同视察部队，由于一个地雷在我们的火车下面爆炸，所以中途耽搁了下来。在那个地区中到处都有游击队活动，旅行必须使用装甲车辆或有特殊保护的火车。　　因为天气太坏不能飞行，我们在11月21日只好坐火车离开费特布斯克，中途又为地雷所阻。直到11月24日，那正是我的55岁诞辰，才达到了B 集团军群的司令部，我们的未来战区还是暂时由它负责的。我们在这里才知道第6 集团军和其附近第4 装甲集团军、第3 和第4 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这些都留在斯大林格勒那一章中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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