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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大概，毕加费塔读过他的故乡维琴察市1057年出版的维斯普奇的书《新发现的国度》，作者在书中叙述了他想周游和亲眼看看世界各大洲及其奇迹的强烈愿望。也许，是他的同胞路多维科·瓦尔特马享有盛名的旅行指南鼓舞了这个意大利青年。“大洋里有许多伟大和可怕的东西”，自己即使亲眼看见一点点也好，这个想法难以言表地吸引着他。他请求查理五世准许他参加这支神秘的探险队，查理五世把他推荐给麦哲伦，于是，职业海员、轻易之财的猎取者和冒险家中间，来了一个古怪的幻想家。他去冒险不是出于功名之心，也不是为了金钱，而是出于对旅行的无私爱好。他作为最好意义上的略知门径者，准备在这一大胆的事业中付出自己的生命，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爱好，为了观察、认识和欣赏的快乐。

　　实际上，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多余的人将成为麦哲伦探险队的最重要的参加者。因为功绩如果不用语言铭记下来，便没有什么意义。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业往往不是在其完成的时刻，而是当它变成后代财富的时候才算完毕。我们所说的历史绝不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重大事件的总和：世界史，世界的编年史只包括了被诗文或科学的描绘所偶然阐明的现实的一小部分。如果没有荷马，阿喀琉斯就等于零，如果不变成历史学家笔下的花岗石，如果艺术家不将其再现为优美的形象，任何个人就不会被人注意，任何事业只能像转瞬即逝的波浪那样湮没在事件的无边海洋里。因此，假如只有彼得·安吉耶尔斯基①的一《旬》、马克西米利昂·特朗西尔瓦努斯的一封短信和舵手们枯燥无味的笔记和航行记录，我们对麦哲伦和他的功绩就会了解得很少。只是由于罗得骑士团的谦逊骑士，这个超额的多余的人记录了麦哲伦的功绩，才使之得以永远流传后世。不言而喻，我们忠厚的毕加费塔既不是塔西坨②，也不是李维。

　　①彼得·安吉耶尔斯基写过一部由八《旬》构成的描述旅行和发现的著作。

　　②塔西坨（约46—约127年），古希腊历史家、散文家。

　　同在航海方面一样，在文学方面他不过是个略识门径者。他丝毫不善于了解人，对于海军上将及其船长们之间的心理冲突，显然他完全忽略了。但正因为毕加费塔不注意因果关系，他才仔细观察各种细节，并像小学生描写星期日旅行一样，兴致勃勃和勤奋地把它们记录下来。不过，对他的记录，并非永远可以信赖：有时，他由于天真，听信立即看透这个新手的老舵手们告诉他的种种荒诞无稽的话；但他对每一细节追根究底的描写绰绰有余地弥补了微不足道的谎言和错误；而他按照别尔利茨的方法，不厌其烦地询问巴塔哥尼亚人的结果，使其貌不扬的罗得骑士意外地博得了第一部美洲词典作者的历史声誉。他还获得了更大的光荣：莎士比亚在自己的《暴风雨》里采用了毕加费塔的旅行记中的一个情节。从他存在一时的作品中，一位天才为自己的不朽著作吸取了一点东西，展开雄鹰的翅膀扶摇直上，把他默默无闻的名字带进永恒的领域——对于一个平凡的作家，最高的幸运也莫过于此了。

　　麦哲伦结束了自己的巡查。他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凡人能估计和预料的一切，他都估计和周密考虑过了。然而，海洋征服者的大胆航行向上苍的力量提出了挑战，这种力量是凡人无法计算和估量的。一个竭力预先准确判断一切成功可能性的人，同时也必须考虑这种漂泊的十分可能的结局：一去就回不来了。因此，麦哲伦把自己的意志化为尘世的事业之后，在启航前两天也写下了一份遗嘱。

　　这篇遗嘱使人读来无法不感到激动不已。通常，立遗嘱人了解，至少大体了解自己财产的数量。但麦哲伦怎能估量和计算他将留下什么遗产和留下多少遗产呢？暂时，只有上帝才知道，一年之后他将成为一个乞丐，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之一。要知道，他的全部财富都包括在同国王签订的合同之中。如果计划的事业成功，如果他能发现神话般的海峡，登上马鲁吉群岛，运回贵重货物，那末，他走的时候是贫穷的冒险家，回到塞维利亚将是一个大财主。如果他在途中发现新的岛屿，除了一切财富，他的子孙还将得到总督的封号。而如果走错了路，如果船只沉没，他的妻子和孩子为了不至饿死，将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伸手向教徒们乞求施舍。结局操在那些驾驭风和浪的上苍力量手里。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麦哲伦预先恭顺地服从上帝不可预知的意志。这篇十分动人的遗嘱首先是给“全能的上帝，我们的权力无边的主宰”的，然后才给人们和政府。麦哲伦首先作为信仰虔诚的天主教徒，其次作为贵族，最后才作为丈夫和父亲来陈述自己的最后意愿。

　　但是，具有麦哲伦气质的人也不会把含糊不清或混乱带进宗教信仰的事业里，他以同样令人惊奇的预见一切的技巧想到永恒的生命。一切可能性都预计到并尽力安排好了。他写道：“当我在尘世生存结束，我的永恒生命开始之时，我希望葬在塞维利亚的维多利亚圣玛利娅教堂的一座单独的坟墓里。”如果他死在途中，遗体无法运回祖国，“请在离得最近的圣母庙里为我的遗骨安排一个最后安息的处所”。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遵守教规而又准确地分配了用于侍奉上帝事业的金钱。

　　他根据合同应得的二十分之一总利润中的十分之一必须在维多利亚圣玛利娅寺院、圣玛利娅·蒙塞拉寺院和波尔图的圣多明各寺院之间平均分配；1000马拉维第给塞维利亚小教堂，启航之前他在那里享受了圣餐，并且希望在上帝帮助下（顺利返回之后）再在那里享受一次圣餐。他遗嘱把一枚雷亚尔银币用于十字军远征，另一枚用来从异教徒手里赎回基督教徒俘虏，第三枚捐献给麻风病院，第四枚和第五枚献给鼠疫病医院和圣塞巴斯蒂昂孤儿院，让那些得到这笔捐助的人“为拯救我的灵魂而祈祷上帝”。必须在他的遗体旁边做30场安魂弥撒，而在维多利亚圣玛利娅教堂安葬他30天以后，再做30场超度亡灵的弥撒。然后，他吩咐每年“在我的安葬日给三个贫苦的人分发衣物：每人一件灰呢坎肩，一顶帽子，一件衬衫和一双鞋，让他们为拯救我的心灵祈祷。我希望，这一天不仅管这三个穷人，而且还要管另外12个人吃饱饭，让他们为我的灵魂祈祷，我还要求捐献一个金杜卡特作为施舍，以拯救在炼狱里受苦受难的灵魂”。

　　他把自己遗产中这么大的一部分分给教堂之后，你不由得会期待，他的最后安排终将涉及他的妻子和孩子了。但结果是，这个十分虔诚的教徒令人感动地为他的奴隶恩里克的命运不安：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是否有权把一个加入了基督教，因而成为他信仰上的兄弟和灵魂不死的人，如同一块土地或一件坎肩那样，视为自己的财产？无论如何，麦哲伦不愿意心头抱着这个怀疑去见上帝，于是他吩咐：“自我死亡之日起，我的俘虏和奴隶恩里克（马六甲城人，现年26岁），即脱离奴隶或从属地位，可以随他的意愿行动。其次，我愿意从我的遗产中拿出1万马拉维第帮助他。我所以给他这一笔钱，因为他已经成了基督教徒并将为拯救我的灵魂而祈祷上帝。”

　　只是安排妥当自己死后的生活和预先指示了要做的“即使对罪孽最深重的人在最后审判时也能充当辩护的善事”之后，麦哲伦才在自己的遗嘱中谈到家庭。但就是在这一部分里，麦哲伦首先关心的也不是生活方面的事务，而是和物质问题无关的安排：保存他的族徽和贵族称号。麦哲伦向第二代和第三代指示，如果他的儿子（有预见性的预感）死于父亲之前，应由谁继承他的族徽。他不仅作为一个基督徒，而且作为一个贵族在追求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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