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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只是留下这一切遗嘱之后，麦哲伦才来向妻子和孩子分配尚在风浪中飘浮的遗产；海军上将用刚劲、粗大和同他本人一样率直的笔迹签署了这份文件，署名是：费尔南·麦哲伦奈斯。但是，挥笔签字不能使命运服从，许下誓愿也不能使命运发慈悲之心，命运支配一切的意志比具有最强烈愿望的人更强大有力。麦哲伦的安排一项都不能实现，他的遗嘱将成为一张无用的废纸。他指定为继承者的那些人继承不到任何遗产，他好心向之布施的乞丐得不到任何施舍；他的遗体也不能安葬在他希望的地方，他的族徽将要丢失。只有他建立的功绩将比勇敢的航海家活得更长久，只有人类将感激他留下的遗产。

　　在祖国的最后义务履行完毕，告别的时候到了。一个女人站在他的面前，激动得全身颤抖。在同她相处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第一次在生活中感到了真正的幸福。她手上抱着给他生的儿子，失声痛哭摇撼着她第二次怀孕的身子。他再一次，最后一次拥抱了她，紧紧握住巴尔波查的手——他把他惟一的儿子——杜亚脱·巴尔波查随身带往无人知道的远方。然后，为了心儿不被即将别离的妻子的眼泪所动摇，他赶快坐上小船顺流而下，前往圣卢卡尔，他的船队正在那里等候他。在圣卢卡尔的小教堂里，麦哲伦进行了预先的忏悔，然后再一次和全体船员一起进了圣餐。1519年9月20日——这个日子将载入世界历史——星期二黎明，船队轰隆隆地起锚，篷帆孕满了海风，炮声——向即将隐去的土地鸣放的告别礼炮声震撼着海空；一次伟大的漫游，一次人类整个历史上最勇敢的航行开始了。

　　第七章　徒劳的寻找

　　1519年9月20日，麦哲伦的船队驶离了大陆。在那些年代，西班牙的国土远远超出了欧洲的疆界。启航六天之后，船队的五艘船开到加那利群岛的特内里费上水加粮的时候，他们仍然处于皇帝查理五世的统治范围之内。在继续开往不知何处的航程之前，勇敢的航海者们又有最后一次机会踏上祖国的可爱土地，再一次吸一口祖国的空气，听一听祖国的语言。

　　但这最后一次途中休息转眼就结束了。麦哲伦已准备扬帆，突然间出现了一只西班牙的轻快帆船，老远就向船队发出了信号。它给麦哲伦送来了他岳父迪奥古·巴尔波查的一封密信。秘密消息一般都是坏消息。巴尔波查通知女婿：他从可靠方面了解到西班牙船长的阴谋——在途中违背服从麦哲伦的义务。阴谋的首领是布尔戈斯主教的堂兄弟胡安·德·卡尔塔海纳。麦哲伦没有根据怀疑这一警告的真实性和正确性，因为他和密探阿尔瓦列什含糊其词的威胁完全相符：“此外，其他的人得到了相反的指示，麦哲伦得知这一切的时候，挽救荣誉就为时已晚了”。但决心已经下定，面临的明显的危险只不过使麦哲伦的坚定决心变得更加坚定罢了。他往塞维利亚写了一封骄傲的回信：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将无条件地为皇帝效劳，他的生命就是保证。关于这封他一生中收到的最后一封信，给他带来了多么阴郁而又真实的警告，他只字未提，便命令起锚。几个小时以后，特内里费峰的轮廓便渐渐隐没在远方的天际。大多数船员最后一次看见祖国的土地。

　　在这次航行的一切困难中间，对麦哲伦来说，最困难的任务是率领船队中排水量和航速差别很大的所有船只紧密编队前进：只要一只船掉了队，对于船队来说，它就丢失在没有航路、茫茫无边的海洋里了。早在启航之前，麦哲伦征得东印度公司的同意，制定了一套保持船只之间经常联系的特别方法。不错，船长们和舵手们了解大体的航向，但在大海里他们必须执行一项命令：跟随领队的旗舰“特立尼达号”前进。白天，遵守这一命令完全可以办到；甚至在狂风大作的时候，各条船之间也不会失掉联系；夜间，要在五条船之间保持不断的联系就困难多了。为此目的，发明和周密设计了一套信号系统。天一黑，“特立尼达号”的船尾的灯笼里便点燃一个浸过树脂的火炬，使跟在后面的船只不至同旗舰失去联系。如果在“特立尼达号”上除了浸过树指的火炬，又点起两盏灯，这就表示，遇到了不顺之风，其余船只应当减速或者曲折前进。点起三盏灯就是预示飓风即将降临，因而应当系紧辅助帆；如果点起四盏灯，就必须落下所有的帆；如果旗舰燃起许多忽亮忽灭的灯火或者鸣炮，就是警告要提防浅滩或暗礁。总之，为了应付各种顺利和不顺利的情况，制定了一整套夜间信号语言。

　　对这种原始灯光“电报”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各条船必须立即以同样的信号回答，使海军上将了解，他的命令已被理解和执行。此外，每天傍晚夜幕即将来临之前，四条船都要逐一驶近旗舰，用下面的话向海军上将致敬：愿上帝保佑您，海军上将先生，保佑舵手们，保佑值得尊敬的全体船员。听取他对夜间三班的命令。看来，从第一天起就实行的每日汇报规定了明确的纪律：旗舰率领船队，其余船只跟随，海军上将指示航向，船长们必须遵循。

　　但是，领导权如此无条件地断然集中在一人手中，以及这个沉默寡言、严守自己秘密的葡萄牙人每天强迫他们像新手一样在他面前列队，发布完指示以后又像对待助手似的打发他们走开，使其他船长们十分气愤。他们没有怀疑，而且，应当承认，有一定根据认为，麦哲伦在西班牙的时候所以极其顽强地闭口不谈探险队的目标，是因为担心把海峡的秘密泄露给多嘴的人或密探。但在大海里，应当认为，他终会抛掉这种小心谨慎，把他们召集到旗舰上，利用自己的海图向他们说明至今严格保密的意图。但是，他们看到，麦哲伦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更加审慎，更加难以接近。他不召集他们到自己船上，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一次也没有向这些久经考验的西班牙海员请教。他们必须像狗跟着主人那样，毫无怨言地、恭顺地跟在他后面，白天跟着他的旗帜，夜间跟着火炬。一连几天，西班牙军官们耐心地忍受着麦哲伦倔强的沉默，由他率领着他们前进。但是海军上将没有一直朝西南方向驶向巴西，而离开原定的航线向南偏了许多，沿着非洲海岸一直走到塞拉利昂。一次傍晚汇报的时候，胡安·德·卡尔塔海纳直截了当地问道：为什么不顾起初发布的指示，改变了航向？

　　胡安·德·卡尔塔海纳直截了当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蛮横无礼的行为（这一点需要特别加以强调，因为多数作者为了抬高麦哲伦，一开头就把胡安·德·卡尔塔海纳描写成一个凶恶的叛徒）。同时，假如被国王任命为船长的人，假如最大一艘船的船长和西班牙皇家的官员有礼貌地询问海军上将，究竟为什么改变了原定的航向，不能不承认这是合乎逻辑和正确的做法。此外，从航海的观点来看，胡安·德·卡尔塔海纳的问题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新的航向迫使船队绕远，因而至少将失去两个星期时间。什么原因使麦哲伦改变了航线，我们不得而知。这样远的路程，直到几内亚，他始终沿着非洲海岸行进，可能是因为他想要在那里“捉住顺信风”，但葡萄牙航海业的这一技术秘密，西班牙人是不了解的；也许，他离开通常的道路，是为了避免遇到葡萄牙的船只，据传，国王曼努埃尔派出舰船到巴西截击他的船队。

　　无论如何，诚恳地、友好地向船长们说明迫使他改变航向的原因，对于麦哲伦是毫不费力的。但对他来说，重要的不是这一个别情况，而是原则本身。问题不在于向西南或者西南偏南歪了二三海里，而在于一劳永逸地建立严厉的纪律。假如船上果真像岳父通知他的那样有阴谋分子，他宁愿立即面对面地同他们冲突。假如真有向他隐瞒的模棱两可的指示，它们必须得到有利于他的权威的统一解释。因此，胡安·德·卡尔塔海纳坚持要求他作出解释，这对麦哲伦恰恰是再有利不过了，因为现在就会弄清楚，这个西班牙伊达尔戈与他处于同等地位还是他的属下。这个职务上的等级问题确实也不大明确。

　　最初，胡安·德·卡尔塔海纳是作为“总监察员”派来跟随船队的，而这个头衔像“圣安东尼奥号”船长的职务一样，都是海军上将的下属，没有咨询权，没有要求解释的权利。但麦哲伦排除了自己的伙伴法利罗，胡安·德·卡尔塔海纳被任命接替他为船长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Conjuncta一词是“权力平等的”意思。现在，他们两个人都有权援引国王的证书。麦哲伦可以援引“合同”，根据合同他是船队最高的和惟一的领导。胡安·德·卡尔塔海纳可以援引“补充文件”，文件责成他“在他发现疏忽，而其他人未表现出应有的远见或慎重的情况下进行十分留神的监督”。但是，船长是否有权要求海军上将本人作出解释？正是这一点，麦哲伦一刻也不想让它含糊不清地保留下来。因此，对胡安·德·卡尔塔海纳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就粗鲁地回答：“全体必须跟着他走，任何人都无权向他要求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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