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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底舱灌满了水，但是怎么也找不到窟窿，只好赶紧卸货才能把船拖上岸。要把损坏的地方修复，需要花费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而第二艘船——它是整个船队惟一完好无损的船——又不能等这样久。现在，正是刮东风的时节，船队可以一路顺风地返回祖国，在经过两年的航行之后，把麦哲伦以生命为代价实现了诺言，并在西班牙的国旗下建树了航海史上最伟大功绩的消息带给皇上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一致认为，“特立尼达号”修复返航时可渡过太平洋前往西班牙在海外的领地，而“维多利亚号”则利用顺风立即向西，越过印度洋回国。

　　现在，在关键时刻曾一度互相对立的两艘大船的船长——戈麦斯·德·艾斯皮诺萨和塞巴斯蒂昂·德尔·卡诺正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准备在共同航行两年半之后，永远分手告别了。在值得纪念的圣胡利安湾叛乱那天夜晚，当时的司务戈麦斯·德·艾斯皮诺萨是麦哲伦最忠实的助手。他用匕首勇敢一击，夺回了“维多利亚号”并使继续航行成为可能。年轻的巴斯克人塞巴斯蒂昂·德尔·卡诺当时还是个水手，那天晚上他站在叛乱者一边：他积极参加了占领“圣安东尼奥号”的行动。麦哲伦慷慨奖励了忠实的戈麦斯·德·艾斯皮诺萨，并宽厚地原谅了背叛他的德尔·卡诺。如果命运公正的话，为了光荣地完成伟大的事业，他就会挑选对于麦哲伦伟大计划的胜利实现起了保证作用的艾斯皮诺萨。但是，不公正的命运过于宽厚地提高了一个不够格的人的声望。艾斯皮诺萨和“特立尼达号”上那些曾经和他同甘共苦的水手们，在经过没有尽头的苦难和漂泊之后可怜地死去，并将为不知感恩的历史所遗忘，而映照在尘世不朽光辉里的星星，却是那个曾经想干扰麦哲伦建立功绩、一度反抗过伟大海军上将的叛乱者塞巴斯蒂昂·德尔·卡诺。

　　在地球的一角出现了深深激动人心的告别情景：47名海员——他们是“维多利亚号”的军官和水手——即将出发回国，而“特立尼达号”的51名海员将留在蒂多雷岛。启航前，留下来的人同伙伴们一起呆在船上，以便再一次拥抱他们，把信和问候交给他们。两年半来共同肩负的重担，早已把语言不同和民族不同的原舰队全体船员联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任何争执，任何纠纷都不能将他们拆开。最后，“维多利亚号”已经起锚了，留下来的人还是不愿、也不忍同伙伴们分手。他们坐在舢板和马来亚小帆船上，同渐渐远去的大船并排行驶了一段距离，以便互相再多看一眼，再多说几句问候的话。直到黄昏降临，双手已经划累，他们才掉转船头，大炮也轰鸣起来，表示告别——这是最后一次向留下来的人的致敬。接着，麦哲伦船队最后一艘完好无损的船“维多利亚号”便开始了难忘的航行。

　　这是一艘经过两年零六个月不倦的航行后已经破损，甚至变得陈腐的旧帆船所作的一次绕地球半圈的回程航行，是航海史上的伟大功绩之一。德尔·卡诺实现了已故领导者的宿愿，他用这一光辉业绩洗刷了自己在麦哲伦面前的过错。乍看起来，他们面临的任务——把船从马鲁古群岛开往西班牙——似乎并不十分困难。因为，自16世纪初叶以来，葡萄牙船队每年都要借着顺方向的季候风，定期往返于马来群岛和葡萄牙之间。十年以前，在阿尔布克尔克和阿尔梅达的年代，到印度去旅行，等于大胆进入一个神秘的地方。而现在，只需熟知业已画出的航路就行，至少，船长在每一个停泊处，在印度和非洲，在马六甲和莫桑比克，以及在佛得角群岛，都可以找到葡萄牙的代表、官员或舵手，每一个港湾都准备好了食物和修理船只所需的材料。

　　但是，德尔·卡诺需要克服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却在于他不仅不能利用这些葡萄牙基地，而且还必须在很远的地方就避开它们，因为早在蒂多雷岛上，麦哲伦的随同人员就从一个逃跑出来的葡萄牙人那里获知，曼努埃尔国王已下令截住船队的所有船只，并把全体船员当作海盗关押起来。他们在“特立尼达号”上的不幸的伙伴们，果真没能逃脱这种残酷的厄运。因此，德尔·卡诺必须驾着这艘破旧的、已被蛀虫蚀坏、而且装得满满的船只，一口气穿过整个印度洋，然后绕过好望角和整个非洲，中途一次也不能停泊，而差不多三年前，当他们还停在塞维利亚港的时候，阿尔瓦列什领事就说过，他甚至不敢乘这样的船到加那利群岛去。要了解这一任务的艰难，只需看一看地图就可以了。这在400年后的今天，对装备着先进机器的现代轮船来说，也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成就。

　　这次史无前例的航行——似猛狮从马来群岛一下跳到塞维利亚岛上——是1522年2月13日在帝汶岛的一个港湾里开始的。这一天成了值得纪念的日子！德尔·卡诺在那里再次储备了食品和淡水，他没有忘记已故领导人的谨慎，下令把船彻底修好，把全部缝隙堵塞好，使它日后能够经受半年以上的狂风恶浪的袭击。

　　起初几天，“维多利亚号”还经过一些岛屿，海员们远远地还能看见热带树林和露出水面的山峦。但是，季节已晚，而德尔·卡诺必须抓紧利用从东方吹来的季风（这是顺风！），于是“维多利亚号”一处也没有停留，径直从这些诱人的海岸前驶过，使好奇心极重的毕加费塔非常伤心：“稀奇古怪的东西”他是总也看不够的。为了消磨时光，他要抓上船的岛民（共19名，船上欧洲人已减至47人）向他介绍雾霭中隐约可见的岛屿上的情况。于是，皮肤黝黑的同伴便向他讲起了奇妙的“一千零一夜”。瞧，居住在那个岛上的人，身高不超过他们的胳膊肘，他们的耳朵却有他们自己那么大，他们睡觉的时候，用一只耳朵当垫子，一只耳朵当被子。这个岛上只有女人，男人不敢到岛上去，但她们还是怀孕，兴许是风吹的吧。生下的男孩子都被杀死，女孩子就留下，并把她们养大。

　　但是，渐渐地，几个最后的岛屿也隐没在淡蓝色的雾霭之中。马来亚人再也没有什么好蒙骗轻信的毕加费塔了。只有无边无际的大海包围着大船，周围是一片令人惆怅而毫无变化的蓝色。他们在空寂的印度洋上航行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星期，海员们看见的只有蓝天和海水，它们惊人地单调，令人压抑难受。看不见一个人，一艘船，一张风帆，也听不见一点声音。空茫茫的淼无际涯的水面上，目力所及之处只有蓝色、蓝色、蓝色……

　　漫长的几个星期里，他们没有听见一个不熟悉的声音，没有见过一张陌生的面孔。突然，一个十分熟悉的老怪影又从船只深处漂了出来，它瘦弱，两眼深陷——这是饥饿。饥饿是他们在太平洋航行时的忠实伴侣，是铁石心肠的折磨者，是杀害他们久经考验的老伙伴的刽子手，它准是又偷偷钻上船来了，因为它现在又站在这里，又站在他们当中了。它贪婪、凶残，带着阴险的微笑，凝视着他们那惊慌失措的脸孔。意外的灾祸使德尔·卡诺的全部打算化为乌有。是的，他的人在船上储备了五个月的食品，主要是猪肉。但在帝汶岛没有弄到盐，因此，未经彻底风干的猪肉在灼人的印度太阳烤晒下很快就腐烂了。为了免受臭气熏天的烂肉之苦，他们只好把储藏的所有猪肉扔进大海。现在他们惟一能吃的，只有大米。除了米和水、水和米，还是米和水、水和米。而且随着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逝去，大米变得越来越少，水也变得越来越臭。坏血病再次出现，流行病开始在船员中蔓延。他们的灾难在五月初最为严重，一部分船员要求船长把船开到比较近的莫桑比克去，把船交给那里的葡萄牙人，不要再继续航行，以免饿死在半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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