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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花田仲之助，是鹿儿岛人，他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成了中尉。明治二十年，因家庭情况，退出现役，幽居修行。三年后复出，在侵华战争中从军。战后，他带着参谋本部的密令，消失了踪影。

　　不久之后，在俄国管的海参崴，出现了一位名叫清水松月的僧人，住在该地的本愿寺。对他的前身，几乎无人知晓。

　　这位僧人，骨骼强壮，举止动作总有些生硬，身上有股军人味儿。而且只要仔细瞧他的脸，就会发现自眼睛以下，被太阳晒得漆黑，额上却掉了一层皮似的发白。这在陆军的军人身上是常有的：军人在训练中，脸被晒黑了，但额头以上因戴军帽晒不着。

　　但是，他从不提起他的身世。就是有人问，他也不答。

　　只是，他这儿常有奇怪的客人来访。从彼得堡归国途中的驻俄公使馆武官八代六郎（后为上将），到他这儿作过长谈。总参谋长川上操六上将到西伯利亚旅行时，也曾来访过。

　　但平时的清水和尚，是个百分之百的僧侣。每作一次说教，一言一语都沁人心脾，铿锵有力地打动信徒们的心。

　　他对讲经说法极为热心。以海参崴为中心。曾到过西伯利亚所有城镇去旅行，对在留的日本人进行说教，在这些旅俄日侨中威望很高。

　　三年之后，他回国了，摘下了假面具：他本来面目就是花田仲之助少校。

　　事隔不久，在日俄开战的同时，他把马贼们召集到一起，成立了“满洲义勇军”，自任主将，纵马驰骋，人称他为“花大人”。

　　在伦敦留学了三年的大谷光瑞，回国的时候，不走海路，而经俄国穿过中亚，即所谓“丝绸之路”。说是缅怀佛教向东方传来的遗迹，其实是为将来必定发生的俄，日之间争夺亚洲霸权作准备。

　　日本间谍发现，俄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小镇上，堆积着大量的铁轨。粗略一看，也够铺70公里。在当时，西伯利亚铁路还只开通了一部分，看上去是想以日俄开战为目标，把它延伸到东方。

　　还有，在这一带的城镇到处都新建了不少兵营似的建筑物，有士兵驻扎。

　　大谷光瑞的妻子名叫筹子，其姐姐节子，嫁给明治天皇的皇太子嘉仁亲王，就是后来的大正天皇。大谷作为皇后的妹夫，使他为日俄战争的完成，作了献身性的奉献。

　　大谷在中亚探险时，北京的日本公使馆嘱托横川省三，命他作横穿蒙古的考察旅行。

　　横川是盛冈人，通过苦学，当上了《朝日新闻》的记者。他在侵华战争时，乘上了巡洋舰，以活生生的海上报道，赢得了读者。战后，想独树一帜，渡洋赴美。五年后回国，被安排到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工作。

　　横川在海拉尔附近，因间谍嫌疑遭到俄军逮捕，后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他出来后，住进哈尔滨的日本旅馆，每天带着女佣阿德，到外边散步。时常在松花江铁桥一带溜溜达达，只一个劲儿地从各个角度来眺望江桥。

　　一开始，阿德还以为横川对自己有好感呢。那就顺水推舟，你既有情，我也有意。但是，总也不见发展。阿德主动找他说话，也不答腔。她还以为这个人不中用呢。

　　不久，日俄战争爆发了。听说有人要炸松花江大桥，遭到俄军逮捕，在被处决的人中，就有横川的名字。到这时候，阿德才明白，为什么横川总是去看铁桥。

　　无论怎么看，俄国都在积极推行向东扩张的方针。和日本发生冲突，只是迟早的事。

　　但政府还在考虑：日中战争之后，咬紧牙关扩充军备，好容易才组建到20个师的陆军。而俄国有70个师。至于海军，日本的战舰和驱逐舰共有76艘，鱼雷艇76艘，共计152艘。而俄国的战舰和装甲巡洋舰，约为日本的两倍，此外还有许多小舰艇。其中，战舰7艘，装甲巡洋舰4艘，巡洋舰10艘，已经摆在日本眼前的海参崴。

　　俄国以这些战力为后盾，在满洲构筑军事基地，不断地投入军队。把日本的抗议根本不当一回事。

　　不久，俄国占领了中国东北和朝鲜边境鸭绿江河口的龙岩浦，要求暂借该地，露骨地显示了对朝鲜的野心。

　　日本没有把俄国排除出中国东北的力量，但无论如何也得保住朝鲜。于是开始了外交谈判。然而对方却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响应的迹象。

　　日本还是非打不可了。

　　但是，天皇并不愿意打。他不相信能打赢。而如若不打，也许会有更加悲惨的结局。

　　日中甲午战争时，也是如此。当时大臣们无视自己，为所欲为，他不中意，也无可奈何。

　　然而，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他自己经手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就规定：“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第十一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第十三条规定：“天皇行使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权。”

　　直到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于1947年度5月施行的最“现代化”了的《日本国宪法》，其第一章还是“天皇”，第一条还是说：“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

　　总之，日本的天皇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政治体制。然而，日本近代的天皇制，又不同于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制度，天皇的巨大权力在行使时，往往发生转移现象。其性质更接近于英国的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这种特色的形成，大概有两个方面原因：

　　第一是天皇被神化为“活人神”，而不让过多过问“俗务”。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天皇一般不参预处理具体国务的惯例。大臣向天皇汇报国事请求裁可时，天皇一般只听不答。由于这种“无答责制”，天皇对政务的后果不承担直接责任，他的巨大权力，就“化解”给了国务大臣们。

　　第二是天皇的权力和行动，受到他周围的皇室机构和官员的种种限制。元老，内大臣，宫内大臣，侍从长，枢密院，皇亲国戚等都采取各种措施，设法左右政局。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一般不直接发言表态，而以侍从长和内大臣为代言人。于是，内大臣，宫内大臣，侍从武官和一些高级皇室官员，在天皇周围形成一个“小内阁”，可以干预内阁事务，对天皇施加重大影响。

　　这时，明治天皇正好再度利用他又讨厌又可取的权术：召开御前会议，听大臣们为他决策。仗打赢了，功绩在天皇，失败了，反正他早就不愿意打。

　　因此，在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六月二十三日，举行了讨论对俄开战问题的第一次御前会议。

　　但是，直到次年的二月四日第五次会上，才终于决定要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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