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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在这种情况下，诺贝尔中断了他的重要工作，情绪沮丧、心情沉重地决定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座十八年来他感到自己在其中终于有了一个家和定居点的城市。

　　这在他的生活中，是另一个决定性的十字路口，他所采取的这一步骤，自然也有着广泛影响。

　　在访问了他在瑞典的哥哥罗伯特，并且到他在阿维利亚诺、阿迪尔和克鲁梅尔的工厂，进行了关于今后各种安排的商谈之后，诺贝尔急忙赶回巴黎。他毅然离开了他在马拉可夫大街的住宅，带着所有未被没收的实验仪器和少量私人财产，包括由安德期·佐恩为他母亲画的那幅油画肖像，于一八九一年迁居到意大利。在波嫩特河畔的圣雷莫，他定居在一所带有大花园的新装修的别墅里；他希望那里的气候将对他敏感的支气管有利，并且能有助于治好他的慢性伤风、“硝化甘油头痛症”以及坏血症的预兆。

　　这所俯视碧蓝的地中海、周围环绕着桔园、棕榈和花坛的美丽别墅，被他称为“我的安乐窝”。有一次，当阿尔弗里德的朋友、汉堡公司的总经理古斯塔夫·奥夫施拉格开玩笑地指出“在一个窝里应该有两只鸟生活才对，而不能只有一只鸟”时，诺贝尔便将它改名为“诺贝尔别墅”，这个名称一直流传到现在。

　　从上述情况来看，也许人们会认为这次搬家是顷刻之间完成的事，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离开巴黎，诺贝尔辞别了他度过一生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并在那里进行过很多试验的环境。尽管他在居留巴黎期间曾用了很多时间去旅行，但塞夫兰实验室却是他永久和最喜爱的工作地点之一。与不下五十项大大小小的发明创造有关的最后阶段的化学试验，以及办理专利权和投入生产等工作，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在巴黎，他熟悉商业生活的一切：成功与巨大的经济利润；令人烦恼的诉讼；企业里的侵吞；以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他的产品在生产和运输过程中所发生的灾难事故的报告等。在巴黎的年代，还包括大型卡特尔的组成：在石油生产公司处于棘手的财政困窘时期，他所给予的帮助，以及他的伙友保罗·巴布背着他所干的非法操纵等。这些非法操纵，是在巴布死后发觉的，曾给诺贝尔造成巨大损失；那件“巴拿马丑闻”，使他处于一种很危险的境地。

　　在纯私人事务方面，他在巴黎的最后五年，遇到了很多痛苦和麻烦的事情。他最亲爱的相依为命的母亲于一八八九年去世。这使他忧伤到几乎失去平衡的地步。诺贝尔与他的哥哥路德维格，毕生关系密切，并将自己很大一部分财产投资在路德维格的企业里，但是，路德维格由于操劳过度，死于一八八八年。世界的报界出自某种原因，将石油大王路德维格与黄色炸药大王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混淆起来，写出了很多矛盾重重的关于后者死讯的文章。

　　法国的新闻报道最不客观，而且语调尖刻，这当然是因为对塞夫兰的插曲记忆犹新。诺贝尔基金会的档案记录表明，他当时曾以异乎寻常和令人不解的愉快，读着世界对他本人和一生工作所作的评价意见。没有任何人，特别象他这样一位经常躲避公众眼光的发明家，能够不被这种注意所感动从而保持平静。大约有一半这种死讯报道，提供了有着惊人错误的个人材料，而那些评论，则介于当时典型的颂词之间。

　　在混合无烟炸药问题上，同法国政府发生的不愉快事件，尽管形势逼人，却只不过是诺贝尔经历过的一系列挫折与不幸之一。他在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一年所遭遇的一切，当然无论他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从这些事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他尽管健康不佳和生活繁忙，却是一位能够勇敢地经受和忍耐得住的人，因此谈到这些，就不是多余的了。正是这位五十八岁饱经风霜的人，离开了他的工作神经中枢所在的法国首都，离开了他在那里接触文化生活并且会见了各个领域很多伟大的当代名流的巴黎。

　　如果有人要将“家庭”和“轻松”这些字眼，与象阿尔弗里德·诺贝尔这样一位浑身都是精力的人联系起来，那么，他就无疑要把巴黎看作是他的真正家庭。那里的图书馆、马棚和兰花室，是他在少有的空闲时间轻松于他的爱好活动的见证。还值得提到的是，在离开他那座单身汉住宅不远的一所套间里，他曾有过一位幕后的年轻女人，她和他往来达六年之久。他慷慨地给过她无限关怀，尽管他的苦心没有得到任何感谢，他却试图对她进行某种洗炼，希望能够使她成为自己生活的伴侣。在迁居圣雷莫的头一年，他们之间就破裂了，从而粉碎了这场蠢梦。当时，他曾在财富和世界范围的生意中，以沉默和深切的孤独感，忍受着这一无比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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