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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诺贝尔的助手拉格纳·索尔曼，在谈到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时说道：

　　“对诺贝尔的对手们处事方法的尖锐批评，是难以想象的；但是，都还没有接触到最大的痛处——诺贝尔同艾贝尔和迪尤尔先生之间过去在炸药问题上的亲密合作。对于诺贝尔感到受了侮辱及他的信任遭到背叛的心情，人们是能够理解的。这种心情当然要影响他那已经变坏的健康，并不是金钱上的损失使得他大为愤懑，而是他认为不正当地取消了他作为发明家的成就，对于这一点他始终是敏感的。”

　　在帝国化学公司诺贝尔部一九五五年出版的《研究历史》中，迈尔斯对于这场诉讼的主要方面，曾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和有启发性的看法：

　　“现在，我们掌握了我们的先辈在一八九二年没有发现的秘决。他们没有关于纤维素分子大小不同的概念，也不懂得这样一个事实：总有一些体积差别很大的分子出现，而不是象当时很多人相信的那样，只有少数几个特别的品种。他们不晓得溶解性是由于两个完全独立的不同因素，即分子体积和氮含量影响的结果。诺贝尔和他的化学家们认识到第二种影响，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先进的发现；但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去怀疑第一种因素的影响。”

　　为了发泄他的感情，诺贝尔象平时常作的那样，拿起笔来私下写了他对英国这场诉讼的奇妙小结。他对这场官司写得戏剧化，讽刺也很厉害。他保存的这份文件，表达了作者的典型性格。他把这项技术剽窃，称之为“杆菌发明专利权”；在这份文件中，他对一般的法律和官僚主义，特别是对线状无烟炸药的诉讼，用给有关人员取假名的方式加以戏弄。

　　他把打输官司一事，通知了他在世界各地的伙友。在当时他的信里，包含很多反应尖刻的挖苦评论。例如，他写道：“那位正义之神，经常两腿瘫痪，因此行动迟钝；但是现在，她的头也遭到了打击，看起来她比疯人院那些疯子有过之……对于这场官司在金钱方面的损失，我可以不去注意，但却难以抑制我对表现出来的那种卑鄙的极大厌恶……人们说，牛奶洒了，哭也没有用，我说这些也是这样；但一个国家作了非常不公正的事情，却不能不使我产生憎恶的感情。一种健康的是非观念，不应该是从民众上达于国王，而应该是从最高点向下传布才对。整个线状无烟炸药诉讼的道德，正象哈姆雷特所预示的那样：国家法律中的某些东西已经腐烂了。”

　　在诺贝尔发明无烟硝化甘油炸药后的十年期间，这种炸药被很多国家所引进，其中主要是意大利、德国、奥—匈、瑞典和挪威。英国、日本和某些南美国家使用线状无烟炸药；而法国、俄国和美国则喜欢纯硝化甘油炸药，即以维伊尔的发明为基础的“B型炸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多年来，从那些引进并为自己的陆海军制造混合无烟炸药的国家，收到了数额可观的许可费。在英国的诺贝尔炸药公司，明智地开始为国家和出口而生产线状无烟炸药（同时也生产混合无烟炸药），曾向诺贝尔提交了这种生产的红利，这笔利润相当于他自己的混合无烟炸药所得的一半左右。就这样，这位发明家的确为他的发明得到了某些补偿；即使在英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这种补偿在那里有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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